李鸿章是中国五千年官场、权术、人际关系文化的集大成者，但他深知自己的影响力及个人实力，比起刚刚攻下南京时的曾国藩是不如的，连鼎盛时期的曾国藩都不敢自立，更何况自己了。

李鸿章的选择，是基于对自身力量和全局的考虑基础之上的明智选择。

第二次，就是孙文给李鸿章的上书了。

1894年6月，甲午战争前夕，孙文曾到达北洋大臣李鸿章驻地天津，向李鸿章递交了一份《上李傅相书》。在这份《上李傅相书》中，孙文大胆地向李鸿章提出了“取而代之”的建议。孙文这次上书的结果是，李鸿章安排其幕僚给孙文弄了一张护照，让他“先游历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成然后返中国”。

这一时期的李鸿章面对这样的建议，不过是博君一笑耳。此时的李鸿章，即便有自立的心思，也没有了自立的锐气了。

第三次则是1901年。当义和团运动无法控制、八国联军群起进攻北京之时，西太后急诏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北上议和。梁启超到了广州，拜会了李鸿章，为李鸿章定下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拥两广自立旗帜鲜明地恢复汉族统治，建立新政体；中策为起兵广东，北上剿拳勤王；下策就是奉诏入京议和了。

这个时候，李鸿章是对那个腐朽的朝廷彻底地失望了。这个腐朽的朝廷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内忧外患，苟延残喘，牺牲人民，绥靖洋人，让李鸿章本人受够了窝囊气。但说到自立，此时的李鸿章更不会这么做。

此时，李鸿章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已经不可能作为起义的领袖，更何况，李鸿章不得不考虑名节的问题。

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李鸿章对局势的不明了。在同时代的官僚当中，李鸿章算是一个前卫的人，但他对于当时中国何去何从，还是不清楚的。他知道一定要改革，所以他暗中支持维新派，但他也知道当时维新派的主张不切实际，所以，希望他们能“来日方长”。

李鸿章是明智的，他知道自己的局限：知道自己认识的局限，知道自己能力的局限。而这些都是他无法突破的。

李鸿章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李鸿章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只会是浅层次上的追求，他追求实业的兴趣远大于政治，因为囿于各种局限，他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无能为力。

李鸿章清楚，他就是一个过渡者。

这种定位，让他既能自立于当朝，也足以彪炳后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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