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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折片结尾最为经典：“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 这样一语破的，不但皇帝无法徇私，朝中大臣也不好袒护了。

“翁案”的结果，是翁同书被判死缓（斩监候），下了大狱。次年（1863）被减罪流放伊犁。翁同书获罪当年，翁心存又急又气，结果一病不起、撒手西去了。而翁同龢跟李鸿章做了一辈子的对头，自然也跟这个折子有关了。

凭借这篇奏折，李鸿章开启了自己的成功之路。曾国藩曾因此赞赏道：“少荃天资于公牍最近。所拟奏咨函批，皆大过人处。”

虽然李鸿章厌恶那些以奏折作为武器，动不动就参奏的“言官”，但他在文字方面的功夫，以及他利用奏折取得的成就，在同时代的人中，却无出其右者。

文字表达能力，不管是古时候的官场，还是现代的官场职场，都是不可或缺的能力。文字是工具，用来表达和辩驳的工具，利用得当，可攻可守，可进取，也可免祸。李鸿章过人的文字表达能力，让他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以奏折为工具，与政敌反复攻守，为他在政治上的成功增加了一个利器。

6.做大事者必须有大格局

曾国藩曾经带着李鸿章，去宿松见同为中兴之杰的胡林翼，曾国藩和胡林翼因为战略布局的观点不同，争论了起来。

李鸿章听得烦躁，冲口而出：“这还不简单，如此这般……”

听完对整个战略布局的分析，曾国藩沉默，胡林翼震惊。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李鸿章不论是为官还是办洋务，总有超出一般人的大格局。这让他能够十分准确地把控形势。

李鸿章的这种宏观思维贯穿在其办洋务过程中。和曾国藩一样，李鸿章的洋务活动也是从军事开始的，但他在中国军事近代化方面的贡献，要远远超过曾国藩，也超过了他同时代的其他洋务大臣。这既与他不拘成法的办事风格有关，更与他统筹全局、高屋建瓴的眼界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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