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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把握机会，一方面让李鸿章容易成事，另一方面让李鸿章避开了很多艰难险阻。李鸿章从不大张旗鼓地提出政治口号，他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他的做事，都是从人力和金钱，以及通过朝廷的支持来实现。在李鸿章看来，大清国的变法和改变，假如没有权力做保证，没有时间的慢慢荡涤，必然会成为一句空话。只有权力在手，才能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才有说话和改变的权力。政治，就是这样，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其实也简单。

所以，李鸿章对权力有超乎寻常的热衷。

李鸿章的这个爱好让他吃尽苦头。慈禧是权术的高手，她采用了“平衡术”的统治手法，即扶植一派牵制一派、支持一派压抑一派。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起了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的不满。慈禧就有意识地支持、纵容顽固派。洋务派每有一项新的举措，顽固派总要跳出来争斗一番，给洋务派设置障碍。众所周知的同文馆设天文算学馆的争论即为最典型的一例。慈禧还放纵清流派，借用他们的言论牵制洋务派。被奕、李鸿章推许为“第一流”洋务人才的郭嵩焘，出使英国归来后，在“清议”的攻击下，只得卸任返回湖南老家，他写的《使西纪程》也遭到诋毁，终至毁版。

非但如此，慈禧还在洋务派之间搞平衡术。当年，曾国藩湘系集团势力过于强大，清廷就放任李鸿章淮系集团，使之与湘系集团抗衡。曾国藩死后，清廷又支持左宗棠集团来与迅速发展起来的淮系集团抗衡。左宗棠去世后，清廷又扶植张之洞。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练新式军队，办军事学堂，创办枪炮厂，开矿务局，移督湖广后又开办汉阳铁厂，设纺织四局，筹办芦汉铁路，成为后期洋务派首领，与李鸿章分庭抗礼，有“南张北李”之称。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这个要职，从同治十三年（1874）起，清廷都任命湘系集团的刘坤一、沈葆桢、彭玉麟、左宗棠来担任，用意就在于牵制北洋淮系势力。

当李鸿章被牢牢限制的时候，他想要做成事，就只能等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只有在矛盾最激烈的时候，才会稍微打破制衡的常规，才会让李鸿章暂时宽松一下，破一下格。

办海军一直是李鸿章的梦想，朝廷经过“海防”和“塞防”的争论之后，终于同意筹建海军。正当各省督抚的意见基本汇齐，预备着手办理的时候，1875年初，同治帝驾崩，海军之事，又被耽搁了一阵。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朝廷任命李鸿章和沈葆桢为南北洋海防事宜督办，但没两年，沈葆桢去世，兴办海军的重任，落到了李鸿章一个人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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