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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尤其是作为领导，不能太刻薄，也不能太死板。虽然一个人结党营私是不对的，但对部下尽应有的呵护，则是作为领导的责任。

李鸿章的淮军之所以成为铁板一块，与李鸿章对部下的极尽袒护是分不开的。

其实，在曾国藩幕府的时候，李鸿章这个特点就显露出来了。

湘军元老李元度在守卫徽州时，因贪功心切，违背曾国藩“只可固守，不可出城决战”的告诫，率军出城，与进攻徽州城的李世贤太平军对阵，大败失利后又率先逃跑，造成全军溃散，徽州失守，门户顿开，致使曾国藩驻守的祁门危在旦夕。李元度惧罪，不敢前往祁门，在外躲避了一个月，不得已才回到大营，却并未戴罪听候处罚，而是私下向粮台索要欠饷，径自回湖南去了。治军严明的曾国藩大怒，再也不顾往日的情分，决心挥泪斩马谡，准备向朝廷参劾李元度。

李元度原为曾国藩的门生，咸丰三年（1853）便充任曾国藩的幕僚，其资历仅次于曾国藩的老友郭嵩焘、刘蓉等人。咸丰四年（1854）冬，曾国藩被太平军大败于九江、湖口，羞愤之下投水自尽，被李元度等人救起，强行搀架，送入罗泽南的大营，李元度对曾国藩有过救命之恩。而且在曾国藩处境最为艰难窘迫之时，就连郭嵩焘、刘蓉等人都避而不见，唯有李元度不离左右，共度危局。二人患难与共长达六七年之久。

曾国藩弹劾李元度，遭到李鸿章的坚决反对。

李鸿章认为此系忘恩负义之举，于是率全体幕僚为李元度求情。曾国藩不为所动，李鸿章则声言，如曾国藩坚持参劾李元度，将不为其草拟奏疏。曾国藩仍坚持参劾，表示你不草拟，我可以自己亲自草拟。李鸿章认为曾国藩此举，气量太小，寒了大家的心，所以愤然离曾国藩而去。

李鸿章替李元度出头，还有替人打抱不平的意思，但在处理鲍超与刘铭传的关系上，则是存在明显的偏袒了。

太平军失败以后，捻军重整旗鼓，日渐壮大。鲍超会同淮军刘铭传在湖北尹隆河（尹隆河战役）夹攻东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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