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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奕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高兴地称赞张之洞的建议是“别开生面，与吾侪异曲同工”。

李鸿章十分清楚要修长达三千华里的卢汉路，约需三千万两白银，几乎是朝廷年收入的一半，谈何容易！他认为张之洞“大言无实”，最后“恐难交卷，终要泄底”。就在这时，沙俄加紧修建东方铁路，直接威胁到东北的安全，于是李鸿章于1890年3月会同总理衙门上奏朝廷，提出东北、朝鲜受到日本、俄国严重威胁，因此建议缓建卢汉路、先修山海关内外的“关东铁路”以加强防务，此奏立即得到朝廷批准，谕令李鸿章督办一切事宜。

一切按计划进行，林西至山海关段一百多公里长的铁路于1894年春建成通车。 “铁路”这种新式交通方式在近代中国几十年的命运真可谓一波三折。从要不要修铁路之争到怎样修铁路的明争暗斗，可以看到新旧观念的激烈交锋、各种政治力量的尖锐较量、利益关系复杂的争夺……不啻是一幅当日官场的“缩图”。

而李鸿章避重就轻，绕开障碍，抓住要害，避开非议，既避开矛盾，把阻力降到最小，又抓住要害，保住自己政治地位的同时，有力地推动着事情前进。

2.不染指他人之功，官场心照不宣的秘密

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往往在取舍之间就决定了。

1864年，淮军力克常州，苏南战局基本平定。这时，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正顺江而下形成对南京的包围。

这时，朝廷命令李鸿章率部前往南京增援正在攻打南京的曾国荃部。对于曾氏兄弟而言，他们非常忌讳兵强马壮的淮军助攻南京，假如那样，曾氏十数年苦战的果实将被别人摘得，这是曾氏兄弟极不愿看到的。

尤其是曾国荃，自尊心非常强，对于淮军的节节胜利，倔强的他几近忧郁成疾。曾国藩当然心疼弟弟，多次写信给曾国荃，劝慰他要宽心，假如李鸿章要来合攻南京的话，千万不要多心，“独克固佳，会克亦妙。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总以保全身体，莫生肝病为要”。

此时的金陵，已经是囊中之物，李鸿章到否，与南京是否会被攻克毫无关系。

对于李鸿章而言，这时他有两个选择：第一，顺从朝廷的命令，会攻南京，或许会夺得头功，但会让曾国藩兄弟两人颜面无光，可能还会被朝廷怪罪，自己与曾国藩的关系，必将彻底终结。如果自己不能得头功，劳神费力的结果，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第二，如果不会攻南京，会被朝廷责备，但不攻金陵，李鸿章可以有若干理由搪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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