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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李鸿章更愿意也更善于跟洋人打交道，以至于在外国人眼中，他的地位无形中被抬高了，但在西方人眼中，他却起码是个合格的对手，相比他所代表的政府更值得尊重。

但是这种尊重让对手在倚重李鸿章的同时，也把李鸿章逼上了“卖国贼”的位置。

马关条约就是在这样一种“倚重”的形势下，让李鸿章又当了一回卖国贼的。

1895年2月1日，清政府派张荫桓和邵友濂二人赴日，到达日本人指定的谈判地点广岛。伊藤博文发现张荫桓和邵友濂所携带的国书文字中有“一切事件，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内容，认定二人授权不足，与国际谈判惯例不符，拒绝与他们谈判。

就在张荫桓和邵友濂被日本政府拒绝的当天，伊藤博文与使团随员伍廷芳进行了一次谈话。伊藤博文问伍廷芳：“你方为什么不派遣重臣来呢？请问恭亲王为什么不能来敝国？”伍廷芳答道：“恭亲王位高权重，无法走开。”“那么李鸿章中堂大人可以主持议和，贵国怎么不派他来？”伍廷芳随之反问：“我今天是和您闲谈，那我顺便问问，假如李中堂奉命前来议和，贵国愿意订约吗？”伊藤博文：“假如中堂前来，我国自然乐意接待，但还是要符合国际惯例，必须拥有全权。”

“最懂洋务”的李鸿章，成为当时大清国在国际上唯一的能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坚强挺立在国际舞台上的李鸿章，却因为身后国家的贫弱，整个朝廷的无能，吃尽了苦头。

《马关条约》的签订，让李鸿章不得不背起了甲午海战失败的一切责任，于是他顺理成章地“靠边站”了。李鸿章要退出政坛的消息，在国际社会引起不小的轰动，最失望的莫过于美国人。美国人指望李鸿章作为美国的朋友，今后谈判的对手，指望他能够成为美中关系的推动者。他们不知道除了李鸿章，他们还可以跟清朝的哪位交手。

对内对外，李鸿章都是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清政府不断地与世界接轨，外国人也得以从与中国的交往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中国的开放是被动的开放，这让李鸿章背负了更多的误解，但李鸿章并不是外国人在中国利益的代表。开放是互利的，即便会经历阵痛，但开放却是要坚持的，李鸿章被很多人看作是卖国者，而那些主张封闭的人才是真正的误国者。

相对于国人来讲，外国人更希望李鸿章这个开明、开放的中国实力派，永远不要倒下。

4.能够左右逢源，就能在官场岿然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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