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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需要的是通商，而通过跟洋人的接触，奕也认识到中西方的差距，为了实现平太平天国、剿捻以及抵御列强的目的，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自强。

奕的这种想法需要有人呼应，有人实施，李鸿章无疑就成了奕最佳的人选。1864年，李鸿章打败了太平军，保住了上海；在恭亲王奕的坚持下，李鸿章被清廷封为一等伯爵、肃毅侯、戴双眼花翎，并接任了江苏巡抚，此时他才四十二岁。

1864年春，李鸿章在给恭亲王奕的一封信中指出：“日本以区区小国，尚知及时改辙，我中国深唯穷极而通之故，亦可以皇然变计。”还提出变易兵制，裁汰绿营和水师，仿效西方建立近代海陆军的主张。同时李鸿章依据“穷则变，变则通”的原理，抨击因循守旧势力，论证了“皇然变计”的必要性。

李鸿章在“讲求洋器”方面的成效深得奕赞赏，在奕给皇上的奏折中，他对李的“雇觅英、法洋弁教练兵勇”“不惜重资，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夸赞不已，认为“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事也”。因此，他对“洋器”也饶有趣味，“臣等闻其制造此器业有成效，随即专函往询”。李鸿章的这封长信就是对恭亲王“专函往询”的回复。

如果说李鸿章是晚清自强运动的开拓者；那么，恭亲王奕就是积极的、有力的推动者。自从担任江苏巡抚二十余年来，李鸿章与恭亲王奕，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惺惺相惜、互相敬重，为中国的自强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往往是李鸿章在下层，恭亲王奕在上层，相互密切配合，有力地推动了自强运动的不断广泛地向纵深发展。

两个人不仅在洋务上首尾呼应，在政治上，也结成了同盟关系。

1870年，又是恭亲王奕力主，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一大清国最重要的职务，这一年他不过四十八岁，就达到了他人生事业的顶峰。然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在底层有恩师曾国藩的培养、推荐；在高层有恭亲王奕的赏识、提拔。

李鸿章就任这一职务之后，淮系集团的势力、权力更是极度膨胀，以至于时人评论说：李鸿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最巨”。

在恭亲王奕的卵翼之下，淮系集团的壮大发展，是湘系集团远远不能比拟的。除了李鸿章端坐大清国首辅之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外，其长兄李瀚章官至湖广总督，曾积极协助他筹建海防；部下张树声曾为两广总督，并在李鸿章丁忧期间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刘秉璋官至四川总督；潘鼎新为云南、广西巡抚，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是淮籍人。

正是凭借恭亲王奕的信任和倚重，李鸿章还以北洋大臣的身份直接管理、参与大清国的外交，与总理衙门分庭抗礼，形成两个外交部门，致使大清国政坛出现一个很奇怪的局面：中国驻外公使的公文不仅既送总理衙门，而且同时也送给李鸿章，甚至李鸿章可以不经咨照总理衙门，就直接向驻外公使发出指示。这些都表明：李鸿章在大清国的政治影响力、朝廷对他的依赖和宠信程度等，在当时满汉群臣中，无出其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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