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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桓谭以各种理由拒绝为刘秀弹琴，而是改为上书，说的多是平常之事，谈的多是兴国之声。他向刘秀呈上《陈时政疏》，提出了四大兴国建议。

一是任用贤人。他指出：“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于辅佐。”所以要任用贤能，争取“政调于时”。

二是设法禁奸。他建议，申明法令，惩办行凶违法者，包括知法犯法者，争取社会安宁。

三是重农抑商。他建议打击兼并之徒和高利贷者，不让商人入仕做官，让诸商贾互相揭发奸利之事，除了劳动所得之外，把一切非法所得都赏给告发者。这样，就可以抑制富商大贾盘剥百姓，而劝导百姓务农，多生产粮食而尽地力。

四是统一法度。他强调“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这就容易被奸吏钻空子而“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这样上下其手，必然使奸猾逍遥法外，而使无辜者受害。现在应令通义理、明法律的人，“校定科比，一其法度”，通令颁布，使天下人遵守。这才可使吏民有法可依，而难以胡作非为。

桓谭的上书归纳起来为十六个字：关注民生、任人唯贤，改革创新、反腐倡廉。字字真情流露，句句真情实意，他的爱国之心可见一斑。

实际上光武帝刘秀发愁的正是这件事，刘秀是个打假求真的皇帝，他看透了王莽的欺诈，也看透了西汉的做作，但是他没有看透儒家思想的虚伪。刘秀是个做事的人，他不是一个理论型人，他始终没有提出一种新的治国理论，无奈之下采用了谶纬学说，这成为东汉二百年统治核心弱点。

刘秀开创的东汉王朝相当真实，但他所崇尚的儒家思想却非常虚伪，这个内在矛盾始终没有解决。东汉一朝，不管是皇帝，还是太后，还是权臣，大都比较敬业，不乏积劳成疾的案例。但是，东汉和西汉一样，也只是存在了二百年，后来的党锢之祸、黄巾起义多少都和统治理念不清晰有关系。

桓谭就是上天赐给光武帝的机会。那年，朝廷中讨论把灵台建在何处，刘秀对桓谭说：“吾欲以谶决之，何如？”

桓谭沉默良久，思想斗争了半天，说：“臣不读谶。”刘秀问其中缘故，桓谭引经摘句，进行了阐述，归纳起来为三个方面。

一是谶记纬书是邪门歪道，并非仁义正道。

二是唯一有益于政道者，是合人心而得事理。

三是万物相生相克，生生不息，生老病死，因果循环，皆是自然现象。总而言之，桓谭认为谶纬纯属旁门左道，和儒家经典无关，和治国之术无关，和民生百姓无关。

刘秀闻言，怒不可遏，最后来了个怒吼：“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

桓谭显然还没有达到为论而死的境界，桓谭显然还没有舍生取义的崇高，在生死一线间，他反应迅速，立马把头使劲地往地上叩，真叩得头破血流，血肉糊涂……眼看再闹下去，便要闹出人命来了，良心发现的刘秀怜悯之下，赦免了桓谭的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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