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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彭家屏告发巡抚匿灾，就不免有地方缙绅干预公事之嫌。过了两天，河南巡抚图勒炳阿赴行在朝见，矢口否认夏邑等县去秋成灾。皇上让其带同彭家屏前往豫西实地查勘，表示要公正处理。恰好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奏报去年水灾，特别指出“惟夏邑被灾独重”。这有些出乎皇上意料，但考虑到张师载品行朴实，与彭家屏又素无瓜葛，他的话是可以相信的。而图勒炳阿却奏报说，去年雨水诚然过多，但高粱仍有九分收成，谷豆小有减产，不过二、三、四分不等。建议眼下开仓平粜即可，不必赈济。皇上令其查明地亩，给赈一月。

四月初，皇上结束南巡后，为巡视河工，又顺道深入视察苏北徐、淮两府属下桃源、宿迁、郑州、睢宁等县。所到之处，只见成群结队的灾民鸠形鹄面、衣不蔽体，令人不忍卒睹。这一来他总算对去年水灾有了一点直接的感受。联想到与徐、淮犬牙交错的豫西各县，那里的百姓自不免沟壑流离之苦。为证实这一点，即命随行的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观音保微服前往，密行访查。

就在皇帝一行从徐州府向山东境内进发之时，四月七日，忽见有人跪在御道之旁，高举呈状。经讯问是河南夏邑民人张钦、艾鹤年，告发本县县令孙默办赈不实。皇帝颇感不快，既然已命图勒炳阿加赈一月，刁民为什么还敢作无厌之求？于是下令将张钦、艾鹤年解交图勒炳阿审办。两天后，乾隆帝行至山东邹县途次，又有夏邑县人刘元德告御状，诉称很多实在极贫户口并未得到赈恤，请求撤换县令孙默。一起接一起的遮道呈控，而且都是夏邑人所为，使皇帝疑心背后有人操纵指使。审问的结果，暗中主使、商同具词、给予盘费的确有其人，但不是彭家屏，而是本县生员段昌绪和武生刘东震。皇上特命侍卫成林押解刘元德，交图勒炳阿深究主谋，严审具奏。与此同时，又降下一道谕旨，让夏邑等县百姓静候赈恤，即便地方官奉行不善，也要待该官上司查明参奏，不得借端妄诉。他还打了一个比喻：“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而讦其父母，朕岂听一面之词，开挟制之风？譬如祖虽爱其孙，必不使其恃恩而抗其父。此等刁风断不可长！”但是，“祖父”一旦通过自己的耳目发现了事情真相又当如何呢？

四月十八日，在德州行宫，观音保风尘仆仆返回奏报此行密访的所见所闻：夏邑等四县系连年受灾，去秋大水，有如雪上加霜，穷黎惨状真令人不堪入目。观音保办事很精细，他在夏邑买了两个小孩，统共用钱不足五百文！还拿出两张卖身契恭呈御览，作为此次微服访察的有力佐证。

面对确凿事实，皇帝于当天降旨将图勒炳阿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台军营效力赎罪；夏邑、永城二知县亦革职拿问，以为讳灾者戒！同时通谕夏邑等四县百姓：巡抚、知县的罢斥，并不因有彭家屏之奏，亦不因一二刁民遮道呈诉。彭家屏令就近还家，不得以乡绅干预公务，刘元德、段昌绪、刘东震从严交山东巡抚鹤年审办。

两天以后，情势急剧逆转。四月二十日，侍卫成林回奏，抵夏邑县后传讯段昌绪，段拒不到官，知县孙默亲赴段家查拿，在其卧室中搜出吴三桂反清檄文抄本。只见段在一段话下浓圈密点，加评赞赏：“彼夷君无道，好邪高张，道义之儒，悉处下僚，斗筲之辈，咸居要职，君昏臣暗，彗星流陨，天怨于上，山岳崩裂，地怒于下”。深感夏邑闹赈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于是立即采取了下面几项措施：一、图勒炳阿不必革职，仍留河南巡抚之任，理由是“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二、夏邑县知县孙默“能查出此事，尚属能办事之员”，与永城知县一并不必革职拿问，各仍留原任；三、命直隶总督方观承驰驿前往，会同图勒炳阿追查段昌绪“伪檄”抄自何处，穷究审办；并前往彭家屏家查抄，是否亦有“伪檄”。

四月二十六日皇上回銮至圆明园，第二天召见九卿科道，彭家屏也以戴罪之身奉谕参加。在皇上的严厉质问之下，彭家屏交代，家藏的明末野史及抄本小字书若干种。六月六日，经军机大臣、九卿、科道会审，彭家屏拟斩。上谕：“彭家屏本应斩决，但所藏之书，既经烧毁，罪疑惟轻，著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

彭家屏所供的几种明末野史并非彭家秘藏的海内孤本，法司定罪时，完全可以找出这些书籍，检查其中是否有“诋毁悖逆”之词。如《日本乞师记》、《酌中志》、《南迁录》等书或记明末事，或记南明弘光朝事，对清人绝无诋毁悖逆之词。至于《豫变记略》，写的是所谓“闯贼之祸”，更与清人无干。皇上却说彭家屏极有可能作了“批阅评点”，岂非“逆亿”？

本年七月，河南巡抚图勒炳阿为置彭家屏于死地，奏称他曾刊刻了名为《大彭统记》的族谱，内容“甚属狂悖”，这就为杀彭提供了借口：以《大彭统记》命名，这与累朝国号有什么区别？而该族谱凡遇庙讳及御名皆不缺笔，这最后一点，皇上特加说明：“朕自即位以来，从来未以犯朕御讳罪人。但彭家屏历任大员，非新进小臣及草野椎陋者可比，其心实不可问！”因其“目无君上，为人类中所不可容”，从宽赐令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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