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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据新任山西巡抚塔永宁密奏，前任山西布政使、原大学士蒋廷锡之子蒋洲亏空库银二万余两，闻升任巡抚之信，即与冀宁道杨龙文商议，代伊分札各府州县，勒派自数百两至千两不等，合计共银一万四千余两。狱具，蒋洲、杨龙文即行正法；原任山西按察使拕穆齐图与蒋洲交结，透支藩库银三千余两，并收受蒋洲古玩银两，革职，解京治罪；原任山西巡抚明德以明知蒋洲亏空，不行举发，反受其古玩银两，绞监候，秋后处决。因通行晓谕：山西一省巡抚藩臬朋比作奸，毫无顾忌，吏治之坏，至于此极！朕将何以信人，何以用人？外吏营私贪黩，自皇考整饬以来，久已肃清，乃不意年来如杨灏、恒文等案屡经发觉，而莫甚于蒋洲此案。朕为愧愤。蒋洲之罪，重于恒文、杨灏。若不大加惩创，国法安在？（61）

复以科道等官未能举奏恒文、蒋洲之贪黩败检，降旨申饬：朕御极初年，曾令科道各抒所见，尽言无隐。其时奏牍纷纷，亦多以细故塞责，且颇有借言行私者，而鄂善纳贿一案仍系别经发觉，非由科道纠陈也。可见科道等，一鼓励之，不过簧鼓窃权，而一裁制之，遂致因循观望，相习成风，已非一日。此风实属可虑。（62）

于是在乾隆二十年前后，就掀起了自乾隆十三年以来，对官员的又一波整肃。自那以后，它断断续续，几乎就没有停过。

而在办理蒋炳一案时，即令查抄字迹赀财，看来，皇上的“政治弦”是绷得够紧的了。恐怕乾隆朝要超过康熙、雍正，实现一个“现代化”的目标，即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了。

11．余波

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皇上以十二月朔日日食，望日月食，“一月之间，双曜薄蚀，灾莫大焉，我君臣当动色相诫”，命大学士、九卿、科道等各抒所见，据实敷陈用人行政阙失。（63）

御史汤先甲应诏奏曰：内外问刑衙门遇有造作妖言、收藏野史之类多丽逆案，宜坐以所犯罪名，不必视为大案，极意搜罗；刑官何必立意求深，多援条例；州县侵亏帑项，宜照旧例办理，（64）在贪墨败检之徒，诚何足惜，然非所以慎重国帑；官犯提解至京，不宜亲临审鞫。

奏入，皇上逐条加以批驳，谓即如收藏野史案内，《东明历》等书，不但邪言左道，且有肆行诋毁本朝之语，此而不谓之逆，必如何而后谓之逆者；试问今日之刑官，较之往昔办案，究竟孰为宽，孰为严？若以限内完赃为慎重国帑，则是非为问刑，乃为言利矣；朕临御以来亲讯者，惟张广泗、鄂昌二人，一则玩误失机，关系军国重务，一则身为满洲世仆竟与胡中藻甘心唱和诽谤，此二人岂可以寻常官犯同日而语？总之，用刑之道，贵在鉴空衡平，而干犯法纪之人，莫如悖逆、贪污二者，复对“外省习气尚在从宽”表示不满：

国家治世之大权，而当宽当严，惟在因时随事，期于情法允协，所以惩奸宄而安善良。初不得借口于世轻世重，先自存偏畸之见也……

朕御极之初，承皇考整饬之后，钦遵成训，随时用中，复济之以宽大，……乃沿之日久，或贪官簠簋不饬，或奸民诪张为幻。此类怙恶自甘，既非可以德化，若煦煦以姑息为仁，将官方国纪、风俗人心，何所底止？（65）

几天以后，针对御史周照所奏一折，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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