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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针对过去成灾而请，年年疏筑，年年蠲赈，终无了期；张皇补苴，看来终属无益之被动局面，提出“与其赈之被灾之后，何如筹之未灾之先”；“以为一劳永逸之计。”（11）在今日言之，会三省之全局，川浍以疏之，堤防以御之，工费诚属浩繁。然一举而使千百里内之田畴民舍，可以永获安全，则生民之利，孰大于是？即多需帑金，所不当惜。况统屡年赈恤所用计之，为数果孰多孰寡耶？在国家蠲赈，未尝不动盈数百巨万，而小民已先受荡析之苦。（12）

乾隆二十二年南巡以后，山东、河南、安徽三省河道的综合治理，是乾隆朝又一次大的水利兴修。如有人建议挑挖洪泽湖淤泥，有人建议根治山东运河，请自济宁以下之石佛闸起，北至临清闸止，将河底淤垫逐一探估挑挖，以免阻塞之患；临清以北，德州以南之卫河，与临清以南之运河一体办理，等等。

至岁末报告：疏浚淮、扬、徐、海等处江湖入海干支各河，及高宝下河归江归海之河港共五十余道，俱先后告竣。二十三年，各工皆如期完成。

清口“为黄淮交汇，河防第一要区”，历届河督为解决黄河下游水道淤塞问题，在清口两侧筑束水坝冲击黄河泥沙，即明朝水利专家潘季驯创造的“束水攻沙”、“以清敌黄”之法。乾隆二十七年三次南巡时，发现河臣嫌筑坝费工费力，每当洪泽湖盛涨时，全靠天然五坝往下河地区减水，乃亲自确立清口束水坝拆宽办法，以高堰五坝高于水面七尺以上，清口口门宽三十丈为基准，如果洪泽湖水再涨一尺，则清口束水坝拆宽十丈，“水递长，口递宽，以此为率”，秋汛结束后重新镶筑清口束水坝如前。自此次确定清口水志后，“河臣恪守此法，数十年来下河免受水患，田庐并资保护”。（13）

乾隆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南巡之时，皇上曾先后三次到徐州一带巡视黄河堤坝，发现此处黄河“南北岸相距甚迫”，一旦盛涨，极易溃决。下令一律改建石堤，共砌筑十七层，长九百七十丈。四十五年南巡时，还下令徐州韩山至奎山一带土堰一律接筑石堤，计四百五十丈，一直连接山脚下面，俾滨河永保安居。是时，河道总督萨载请求把洪泽湖高堰大坝三堡至六堡段卑矮砖砌坝加高，皇上认为用砖不如用石结实，“命毋惜帑费，一律改石工”，使大坝永远巩固，成为下河地区的保障。

故《南巡记》云：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而辛未（十六年）、丁丑（二十二年）两度，不过勅河臣慎守修防，无多指示，亦所谓迟也。至于壬午（二十七年），始有定清口水志之谕。丙申（四十一年）乃有改迁陶庄河流之为。至于高堰之增卑易砖，徐州之接筑石堤并山（四十五年），无不筹画，咨诹得宜而后行，是皆迟之又迟，不敢欲速之为。

“海塘乃越中第一保障”，浙江省杭州、嘉兴、宁波、绍兴、温州、台州六府与大海相邻。温州、台州两处海塘蓄泄之利多，冲决之患少，地方政府完全有能力予以治理。杭、嘉、宁、绍四府钱塘江水顺流而下，海潮逆流而上，“加以回溜汕刷一日两次，非巨石长桩密排深砌不足以资捍御”。特别是海宁、仁和两县，处于钱塘江入海的喇叭口处，“海水直逼塘下”，全恃海塘保护田庐。先是乾隆十五年，皇上就曾表示：“浙江海塘为捍卫民生要务，朕明春巡幸浙省，意欲亲临阅视”，（14）命令在江南审理案件的户部尚书舒赫德赴浙江查看准备。舒赫德报告说：“南北两岸不特塘工毫无受阻之处，抑且塘之内外桑麻遍野”，不必亲临阅视；而且天晴时，海塘上可以勉强行走，若一遇春雨，南方道路泥泞，土性胶黏，行走甚难。所以前两次南巡，并没有前往海塘阅视，亦未巡幸浙东。

浙江海塘兴修始于宋，有土塘、柴塘、石塘之分。乾隆初年，曾在海宁的浦儿兜至尖山之间修筑了一条四十里的石塘。乾隆二次南巡之后，浙江沿海潮汛渐迫北岸，海宁一带塘工告急，地方官计划在老盐仓一带改柴塘为石塘，但海宁沿岸均是浮沙活土，石料建筑施工困难。二十七年三次南巡时，一到杭州，就让大学士刘统勋、河道总督高斌、浙江巡抚庄有恭在施工现场准备好签试桩木。第二天，亲往海宁施工现场，实地观察打桩，“一桩甫下，始多扞格，卒复动摇，石工断难措手”。虽说将施工地点后移几十丈，即可建筑石塘，但必须毁坏许多土地村庄，“欲卫民而先殃民，其病甚于医疮剜肉矣，朕心不忍”。反复权衡，唯有修缮柴塘，“得补偏救弊之一策耳”。同时，又未否定石塘的好处，如在视察尖山、塔山之间旧存石坝时就指出；“如将来涨沙渐远，宜即改筑条石坝工，俾屹然成砥柱之势，庶于北岸海塘永资保障”；“即多费帑金，为民间永久御灾捍患，良所弗惜”。

乾隆三十年，第四次南巡，皇上又来到海宁阅视海塘。他注意到环绕海宁县城的五百三十丈石塘，对保卫该城起到极大的作用。但为加固石塘所筑的坦水坝（紧靠石坝的缓坡，起减少海潮冲击作用）只有两层，唯在最险要处建有三层坦水。于是下令一律改为三层石坦，海宁护城石塘愈加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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