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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珅会同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墉、御史钱沣等奉命前往济南，查得历城县库项银数虽属相符，但内中颜色掺杂不一。又将仓谷逐加盘验，计缺少三千余石。（21）据说和珅等一行方从京城出发，国泰“闻有钦差赴德州一带公干之信”，即同于易简商议：“历城现有亏空，府里我有买办物件余有银两，叫他挪动，暂时顶补便了。”所说即其平时抑勒各府、州、县官帮助派买物件，勒索属员之银两。上谕：此事业经举发，不得不办。然上年甘省一案，甫经严办示惩，而东省又复如此，朕实不忍似甘省之复兴大狱。

甘肃冒赈案使得该省从上到下来了个大换班，地方机构一度陷于瘫痪。显而易见，皇帝并不想把山东当做第二个甘肃。因此他一再强调：东省各州县被上司抑勒需索，原与甘省之上下通同一气，公然冒赈殃民有间。此朕之不为已甚之心。著详查妥办，酬量轻重，予以二三年之限，令其自行弥补。

经和珅、刘墉详查，山东省各州县亏空银两累计达二百万，造成该省亏空如此严重的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除国泰勒索外，还有承办差务、公益事业及境内军需费用得不到奏销等原因。最突出的就是镇压王伦起事及修浚河道。据继任巡抚明兴奏：东省积习相沿，竟有“原装原卸”之说，是以只望得缺到手，无论亏短盈千累万，一力担承。及至接印任事，以盈余为本分应得之财，不知餍足，以短少为前任亏挪之数，付之漠然。设或后任不肯接收，即直禀上司，以为前任亏缺，本有此数，与己毫不相干，上司亦因平日与之交结夤缘，碍难查办，仍复勒交后任辗转蔓延，以致迄无底止。（22）

然而皇帝却不肯接受承办军需之说，而认为，“总之东省亏空皆由国泰、于易简，一则恣意贪婪，一则负心欺罔，以致酿成其事！”

尽管于易简并未勒索属下，然而当最终量刑时，却同国泰一样被赐令自尽。

御史钱沣在参科国泰时曾奏言：“嗣后愿皇上勿受贡物，俾天下督抚无以借口。”为此明发谕旨，告诫各督抚不得以进贡为能事：各省督抚每逢年节及朕万寿呈进贡物，原以联上下之情，在伊等本人养廉原属优厚，赡给身家及延请幕宾支用外，其赢余备物申悃，固所不禁，而伊等之升迁倚任，则全不系乎此矣。督抚中李侍尧、国泰所办贡物较他人为优，然李侍尧之久任总督，实因其才堪任事，国泰虽平日用心贡献，及得罪亦不能邀恩幸免。各省督抚惟当正己率属，若专以进献为能事，已非大臣公忠体国之道，况又借名以为肥身之计，督抚取之属员，属员必取之百姓，层层朘剥，闾阎生计尚可问乎？且督抚呈进方物，原以廉俸有余，借抒忱悃，若仍辗转取之民间，朕又何难明加赋敛，而必假手于督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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