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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在中国这一农业古国，自发展的早期阶段，粮食生产都是丰富而有余裕的，曾几何时，一些地方改而经营其他经济作物，因此不得不进口粮食（如广东、江苏、福建等），这是一种进步，而不是倒退；如果“倒行逆施”，强令其“自给自足”，结果将会放弃其领先地位，即使获得一时成功，却最终无法解决该地区的发展问题。

“以粮为纲”的问题，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得以解决，《杜润生自述》中说：1981年中央批转了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13号文件），它关系到健全农业生产结构，和农业生产的战略方向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生产结构问题和责任制问题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两项政策，一条是包产到户，一条是多种经营，从此把农业推进新的体制和新的生产结构。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好像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主张重农轻商，就只种粮食，不搞多种经营。实际上“多种经营”是禁不住的，在有些朝代还很发达，——《自述》在这里即引述了高王凌的研究。

1982年秋，我把文章初稿交给发展组。当时小组正准备下乡调查，题目是“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走向。“带头大哥”宋江看好它，来信说：“不仅文章对现实有借鉴意义，而且对改变史学界的学风有一定价值”，并决定打印若干份，送中央书记处。多年以后，据友人唐晓峰回忆，王岐山曾拿此文向他显摆。

当然，这一问题的解决还须分两步走，没有八十年代中在粮食问题上的“放手”（所谓农村改革的“第二步”），则还不成（参见广东和江苏的例子）。

说到这里应该声明，我决无意指陈中国当代改革是受清代影响，不，农村改革是从实际出发，并非受书本和前人影响。但也不可否认，这里面存在有一种“关联”，而且可以“互相说明”。

所以我曾提出这样的学术口号：“正面观察，贯通古今”。不但来回观察，必要时还须反复贯通。

四、一以贯之的农村工业问题

有关经济发展的第三个方面，是农村工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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