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波斯的重要遗址，如波斯波利斯——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都城之一——以及纳克歇?鲁斯塔姆（Naksh-i Rustām）——与波斯国王大流士和居鲁士相关的帝陵——都被划作了圣地；另增建了新的碑刻、纪念碑和石雕，以强调当前政权与其辉煌历史之间的关系。钱币也进行了改革：使用了几个世纪的希腊文雕刻和亚历山大大帝半身像被崭新的图案所替代，一面是国王的侧影，另一面是圣坛之火。后一项设计别具用心，表明新帝国对宗教所持的新姿态。

就目前能接触到的有限资料判断，该地区的统治者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容忍宗教的存在，而且允许相当程度的多派共存。但阿尔达希尔的崛起让这种宗教宽容不复存在，他的做法无疑在损害其他宗教观念的前提下触发了查拉图斯特拉教（Zarathushtra）的兴起。古希腊人称这种宗教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即一位生活在公元前1000年或者更早的伟大波斯先知的名字。该教认为宇宙分为两极：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即光明）以及其对立面安格拉?曼纽（Angra Mainyu，即黑暗）。两者总是处于对立状态——这点非常重要，因此要崇尚前者，因为它能带来良好的秩序。这种将世界划分为一善一恶的教义影响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是动物的分类。在琐罗亚斯德崇拜中，仪式的纯洁性至关重要，特别是“火”。如圣言所说，阿胡拉?马兹达能够“取善于恶，化暗为明”，从邪恶中得到救赎。

这种宇宙观使得萨珊王朝的统治者有机会通过信奉阿胡拉?马兹达，将他们的权力与古波斯的辉煌年代相关联。它同时还为这一时期的军事扩张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道德基础：琐罗亚斯德教对于坚持不懈的褒扬增强了战争观念，而对规则和秩序的注重也让这个帝国通过行政改革日益崛起。该教的这套强硬信仰与帝国复兴的军国主义文化紧密相连。

萨珊王朝在阿尔达希尔一世和他的儿子沙卜尔一世（Shāpūr I）的统治下大规模扩张，将绿洲城镇、交通要道纳入直接管辖之下，或迫使它们依附自己。像锡斯坦（Sistan）、梅尔夫、巴尔克（Balkh）这样的重要城市，从公元220年起便卷入一系列争战；贵霜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了附庸，由萨珊王朝的官员管理，官衔叫“贵霜沙”，即贵霜统治者。纳克歇?鲁斯塔姆的一座胜利碑上的铭文记载了这一成就，表明沙卜尔的领土已进入深入中亚东部，远至白沙瓦（Peshawar）并“直抵喀什和塔什干（Tashkent）的边界”。

萨珊王朝当政之时，琐罗亚斯德教徒们牢牢占据着权力中心，不顾其他少数宗教派别的利益，尽可能地将行政控制权集中在自己手中。现在这种形势将延伸至波斯帝国新征服的领域。教主科德（Kirdīr）在公元3世纪撰写的碑文中表彰了琐罗亚斯德教的扩张成就。该教及其教主远近闻名，颇受崇拜，“圣火和祭司团”在过去属于罗马人的土地上繁荣发展。传播宗教——如同碑文中所描绘的——需要许多艰苦的努力，但科德谦虚地说：“我为神和国王经历了痛苦和磨难，这也是为了我灵魂的慰藉。”

琐罗亚斯德教的发展打压了其他地方教派和对立教派，后两者均被作为邪恶的化身：犹太教、佛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均遭到迫害，庙宇遭受洗劫，“神像被毁，圣殿被拆，然后改建成琐罗亚斯德的神庙”。波斯帝国的扩张是伴随着一个强大的价值和信仰体系进行的，并以此作为政治成功和军事胜利的重要依托。那些提出不同看法或不同价值观的人都遭到追查，许多人被杀——如摩尼（Mani），公元3世纪神奇的先知，他的观念融合了东西方的各种思想，但却被认为具有颠覆性、麻醉性和危险性。

除了这些单独列出的遭到迫害的人之外，科德还特别提到nasraye和kristyone，即拿撒勒人（Nazarene）和基督信徒（Christian）。尽管学者们曾激烈争论这两个词究竟指哪两组人群，但目前人们普遍接受的看法是，前者指萨珊帝国本土的基督徒，后者指在沙卜尔一世征服罗马行省叙利亚后，向东部大批放逐的那群基督徒。琐罗亚斯德教之所以能够深深印刻在3世纪波斯人的记忆当中，原因之一便是人们希望借助该教来对抗基督教的冲击。正如佛教在东方的传播一样，基督教也沿着商道以惊人的速度扩散。商人以及来自叙利亚的流放犯人将基督教义和思想带到了波斯，这引起了琐罗亚斯德教的敌视，并激化了它的宗教极端主义。

基督教一直和地中海及西欧有着密切的联系。部分原因是由于教派中心——天主教、圣公会和东正教的高级人物——都位于欧洲的罗马、坎特伯雷和君士坦丁堡（现在的伊斯坦布尔）。然而在早期，基督教的方方面面都是亚洲属性的：首先是它的地理位置，其中心是耶路撒冷，与耶稣出生、生活和受难相关的其他地点也都在亚洲；它使用的语言是阿拉美语（Aramaic）——近东闪米特语族的一种亚洲语言；它的神学和精神背景源于被埃及和巴比伦统治时期诞生在以色列的犹太教；它的故事则发生于欧洲人所不熟悉的沙漠、洪水、干旱和饥荒。

基督教在地中海地区的传播早已有史料记载，但传播的早期进程更加精彩，在东方的传播比在地中海盆地更为动人。最初，随着基督教飞速发展，罗马政权对其早期信徒的狂热表现得茫然失措。如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曾在公元2世纪给皇帝图拉真写信，请示应该怎样对待那些从小亚细亚带来的基督徒。他写道：“我从未接触过基督教，所以不知道什么才是恰当的惩罚办法，也不知道该如何看待他们的宗教仪式。”他惩罚了一些人，“因为我相信无论他们的信仰是什么，他们顽固而倔强的态度都该受到惩罚。”皇帝的建议是容忍，他回信道，不用去琢磨基督教是什么，等有人告发他们了再具体处理，“因为我们不可能拿出一整套规矩去应对所有的意外情况”；但是，不要单凭流言和匿名指控就采取行动，否则的话，他严正地写道，将“有悖于我们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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