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内部诸教派的对立状态加剧了各方对待非穆斯林态度的转变。每个教派都宣称自己是先知箴言的捍卫者，代表着真主的旨意，因此可以想见，争斗者的注意力很快就转移到了那些“卡菲尔”（kāfir，即异教徒）身上。
过去，穆斯林领袖能够容忍、善待基督教徒，甚至还在公元679年地震后重建了埃德萨教堂。但到7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致力于让当地人换教、皈依伊斯兰，随之而来的还有对这些人的敌意。
这一转变在货币上得到体现，因为货币可以被用来宣传宗教信息，这一行为被学者们称为“钱币战争”。伊斯兰领袖哈里发于7世纪90年代发行新钱币，上刻“真主是唯一的，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随后，君士坦丁堡开始反击，钱币正面没有皇帝的头像，头像被放在了背面，正面的形象全然一新：耶稣基督。其用意很明显，就是为了强化基督教的身份认同，表明帝国正得到上帝的护佑。
经过一番奇迹般的发展，如今伊斯兰世界已经能够和基督教世界平起平坐了。有趣的是，针对罗马新版的耶稣像钱币，穆斯林的最初应对政策也是发行新币：以另一个人的头像替代耶稣，并以他作为帝国和宗教的保护神——尽管据说这个人是哈里发阿卜杜勒?麦利克（?Abd al-Malik），但他完全有可能就是穆罕默德本人。他身着长袍，留着精致的胡须，手持带鞘的宝剑。如果这人就是先知，那这就是已知最早的穆罕默德的形象了——人们在他活着的时候亲眼所见的形象。阿拉伯历史学家拜拉祖里（Al-Balādhurī）在一个世纪后写道，有证据表明，在当年追随穆罕默德逃亡麦地那的信徒中，有健在者见过这些钱币。另一位更晚一些的学者——他有机会接触到伊斯兰的早期资料——也有类似的记述，说当时先知的朋友们对如此使用他形象的行为十分不满。新钱币并没有流通多久，因为到7世纪90年代末，伊斯兰世界的流通货币被重新设计：所有的头像都被去掉了，钱币的两面都是《古兰经》的经文。
不过在7世纪末，让基督徒皈依伊斯兰教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主战场仍在穆斯林各敌对教派之间。许多人宣称自己是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因此谁若更了解先知的早年生活，谁便算掌握了撒手锏。竞争如此激烈，以至于在中东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教派，他们反对阿拉伯南部的传统主义教派，决定在耶路撒冷新建一个像麦加那样的宗教中心。兴建于7世纪90年代初的神殿圆顶清真寺是当地第一座伊斯兰圣殿，其意图之一就是转移人们对麦加圣地的关注。如一位当代学者所说，在内战期间（也就是哈里发拿起武器对抗先知穆罕默德嫡系后代的时代），包括建筑物本身在内的众多物质文化都被用作“意识领域斗争的武器”。
为了赢得伊斯兰世界激烈的内部斗争，圆顶清真寺内外的铭文明显有着拉拢基督教的意图。铭文写道：崇拜真主，善良仁慈的真主，祝福他的先知穆罕默德并以他为荣。但有的文字却又宣称耶稣是弥赛亚：“相信真主和他的使者……祝福您的使者以及您仆人、圣母玛丽亚的儿子耶稣，在出生之时、死亡之日、复活之际，都赐予他和平。”换句话说，即使在7世纪90年代，各宗教之间的界线仍十分模糊。事实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确实十分接近，当时的某些基督教学者甚至认为伊斯兰教并非一个新的宗教，而是对基督教义的另一种阐释。据当时知名的神学家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of Damascus）所说，伊斯兰是基督教的一支异教派而不是一种新的宗教。他写道，穆罕默德的思想来自于他阅读的《旧约》和《新约》，来自于与一位离经叛道的基督教士的交谈。
尽管为了争夺权威和地位，各宗教在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区拼得你死我活，但也正由于纷争都集中在中心区域，边缘地带仍能够实施大规模的向外扩张。比起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争论，将军们更愿意驰骋沙场，因此，伊斯兰教得以向中亚、高加索地区和北非不断挺进。即便当内部斗争白热化的时候，进攻速度仍然不减。在跨越直布罗陀海峡之后，军队横扫西班牙、直逼法兰西，最终在巴黎之外不到200英里的普瓦捷（Poitiers）和图尔斯（Tours）才遇到抵抗。在一场抵御伊斯兰入侵者的血腥战役中，查尔斯?马特尔（Charles Martel）的军队遭遇惨败。基督教欧洲命悬一线，正如后来一位历史学家所说，英雄气概和抵抗策略都是徒劳，欧洲大陆注定要陷于穆斯林的魔爪之下。事实上，失败虽令人沮丧，但并不意味着局面就一定不可挽回，只要可获得的奖励足够的多。但就此时的西欧而言，奖励并不大，而且相距甚远：财富和赏赐都还在别的地方。
经历了两个世纪之前哥特、匈奴及其他族群的入侵后，欧洲在伊斯兰的征服行动下彻底陷入了黑暗。罗马帝国的领土只剩下君士坦丁堡及其内陆地区，并且毫无战力，处在崩溃的边缘；地中海基督教区的贸易活动在罗马与波斯开战之前就已全面垮塌；曾经繁荣昌盛的城市，像雅典、科林斯，如今实力锐减，人口下滑，贸易中心几近废弃；自7世纪以来，海上的沉船记录（商业交流量的重要标志）几乎完全消失；跨地域的长途贸易活动就此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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