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这是一个黄金时代，一个能够由像金迪（al-Kindī）这样的智者来引领哲学和科学发展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女性也不甘落后，比如公元10世纪的著名诗人拉比?巴尔基（Ra逼?a Balkhī），今日阿富汗喀布尔的一所妇女医院就以她的名字命名；还有马赫萨缇?甘伽维（Mahsatī Ganjavī），她的波斯语作品清新流畅、极富趣味。

在伊斯兰世界被革新、进步和新观念充斥的同时，欧洲基督教世界却低沉萎靡，在资源缺乏和灵魂枯竭中苦苦挣扎。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一直对学术研究深怀敌意。“人们总是为求知而求知”，他以轻蔑的口气写道，“其实那些知识对他们来说毫无用处。”用他的话来说，求知欲其实就是一种病态心理。

这种对知识和学术的蔑视让穆斯林学者深感困惑，因为他们都是托勒密、欧几里得、荷马和亚里士多德的崇拜者，并对他们的理论深信不疑。历史学家马苏迪（al-Mas?ūdī）写道，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科学曾经相当繁荣，但后来他们接受了基督教，于是他们“清除了（学术的）成就、传统和道路”。科学被信仰击败。

这几乎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完全相反：当时的激进主义者并非穆斯林，而是基督徒；当时那些思想开放、求知欲强、慷慨大度的智者都在东方，而不是欧美。正如一位当时的一位作家所说，在涉及到非伊斯兰世界的时候，“我们不愿将其写进书中，因为他们根本不值得花笔墨描述”，那里是知识的荒漠。

文化的启蒙和发展同样惠及了少数派的宗教及文化。在穆斯林西班牙地区，接受统治的当地人被允许将西哥特（Visigothic）的建筑风格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延续下去。我们还可以从蒂莫太（Timothy，8世纪末9世纪初东方教会巴格达教区教主）的书信中了解到基督教高层人士与哈里发之间的愉快交往和私人关系，以及基督教得以向印度、唐帝国、吐蕃和草原部落传递福音并取得重大成果的情况。北非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基督教社群和犹太教社群不仅得以生存和发展，甚至在被穆斯林征服之后的多年间仍呈繁荣趋势。

不过人们很容易被这些景象所误导。要知道，尽管在宗教大旗下呈现出一派和谐气象，但伊斯兰世界内部仍存在激烈的分歧。公元10世纪90年代起出现了三股主要政治势力：一股集中在科尔多瓦（Córdoba）和西班牙；一股在埃及和尼罗河上游；还有一股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半岛大部。三股势力为教义和权力争斗不休。在穆罕默德去世后谁是先知真正继承人的问题上，伊斯兰内部也迅速分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敌对阵营便是逊尼派（Sunnī）和什叶派（Shī?a）。后者力争只有阿里（先知的堂弟和女婿）的后代才有资格成为哈里发，而前者则极力寻求更广泛的选择。

因此，尽管穆斯林已经靠着宗教关系建立起一座将美索不达米亚与北非地区、兴都库什山脉与比利牛斯山脉连接在一起的桥梁，但各方仍找不到一个广泛的共识。同样，对宗教信仰的宽松政策也半途而废。尽管在此前某些时段曾有过容忍其他信仰的做法，但到后来也不乏残忍迫害和强迫改教的做法。穆罕默德去世后的一百年里，穆斯林并未全要求当地人皈依，但没过多久，官方便极力规劝那些生活在穆斯林封建君主统治下的人们转投伊斯兰教。其手段不仅仅是单纯的宗教宣传和福音传道。例如在8世纪的布哈拉，总督宣布，凡在星期五祷告中到场的人均可得到高达两德拉赫姆的奖金，旨在吸引穷人接受新的信仰，尽管他们根本读不懂阿拉伯文的《古兰经》，在祷告时还必须告诉他们该如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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