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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似乎在重演：资金投向城镇，以利于重建和再生，艺术、手工艺和生产力也重获新生。从这些角度看，蒙古人所有的野蛮形象都不见了。这说明后来写成的历史过分强调了蒙古人带来的毁灭和灾难。这种偏见也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一课，如果一个统治者想要流芳百世，那么他就必须善待那些热衷于记录当时帝国历史的历史学家们——蒙古人显然没能做到这一点。

但也不要误解，蒙古人的武力的确让对手毛骨悚然。蒙古铁骑一边席卷西进一边追击那些准备抵抗或出逃的人，他们的威力让敌人闻风丧胆。1221年，成吉思汗的两个儿子统帅部队以闪电般的速度横扫阿富汗和波斯，可谓所向披靡。你沙不儿、赫拉特和巴尔克被攻破；梅尔夫被夷为平地，所有百姓均遭屠杀，据一位波斯历史学家说，只留下400名工匠被带回到东方的蒙古宫廷服役。土地被死者的鲜血染成了红色，据少数幸存者统计，遇难人数超过了130万。其他地区有关死亡人数的报道同样令人窒息，有些当代学者更认为这无疑是种族灭绝式的屠杀，大屠杀的比例超过了人口总数的90%。

我们很难精确统计战争中人员死亡的规模，但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甚至可能是全部）在进攻中被摧毁的城市都很快得到重建，这说明那些后世的波斯历史学家或许过度夸张了蒙古人进攻的负面影响。然而尽管如此，来自东方的暴力之风都毫无疑问地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

蒙古人并未停下脚步。他们很快攻破了中亚的重要城市，征服了高加索山脉地区，随后出现在了俄罗斯南部。他们还追讨部落劲敌奇普恰克人（Q?p插q）或库曼人（Cuman），这些部落不愿降服，必须给予教训。成吉思汗大约在1227年去世，但他的继承者毫不逊色，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13世纪30年代末，窝阔台在父亲死后成为大可汗，即最高首领，他率军在中亚取得了非凡的胜利。此后不久，蒙古人发起了历史上最大的攻势之一，在速度上和规模上甚至超过了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已经跨越草原挺进到俄罗斯疆土的蒙古大军“数不胜数，如同蝗虫一样”，一个诺夫哥罗德的僧侣如是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去往何处。只有上帝知道，因为是他们上帝派来惩罚我们罪恶的。”教科书上的说法是，蒙古人杀来的时候，要求各个国家进贡，并威胁若不服从将被全部消灭。一座座城池遭到攻陷，梁赞（Ryazan）、特维尔（Tver），最后是基辅，统统被收入囊中。在弗拉基米尔，大公和他的家人，连同城里的主教和权贵一同躲到圣母大教堂避难。蒙古人放火烧了教堂，里面的人都被活活烧死。某位继任主教写道，教堂被毁，“圣器惨遭玷污，圣物被肆意践踏，神职人员死于剑下”。此情此景如同凶狠的野兽在吞噬强者的肌肉、渴饮贵族的鲜血。这不是来自东方祭司王约翰的拯救，而是蒙古人带来的世界末日。

蒙古人带来的恐惧反映在后来人们给他们起的一个名字上：鞑靼人（Tatar），暗指“塔耳塔洛斯”（Tartarus），古神话中地狱的代名词。据说他们前进的足迹远抵苏格兰，导致不列颠东海岸港口的鲱鱼都卖不出去了，因为原先从波罗的海来的商人们现在都不敢出门了。

1241年，蒙古人直插欧洲的心脏，兵分两路，一路攻打波兰，另一路挺进匈牙利平原。整个欧洲大陆一片恐慌，特别是在波兰国王和西里西亚公爵率领的大军被击败之后。公爵的头颅被插在标枪上示众，死者的耳朵装满了九个麻袋。蒙古大军继续向西进发，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Béla IV）逃往达尔马提亚的特罗吉尔城避难。这时教士们站出来了，他们祈祷灾难远去，并带领教徒们列队等待上帝的援助。教皇格列高里九世（Gregory IX）宣布，任何能够解救匈牙利的人都将得到与十字军骑士同等的待遇。他的许诺并未得到热情的响应：德国皇帝和威尼斯总督都清楚地知道，即便他们出手相救，最终还是会以失败告终。如果蒙古人继续西进，如某当代学者所说，“也许不会遇到任何协作抵抗”。欧洲遭受报应的时刻到了。

然而当时有一些历史学家却以令人钦佩的胆识宣称，蒙古人确实遭到过勇敢军队的抵抗，甚至还在某些战役中吃了败仗。久而久之，也有人相信这些话。事实上，蒙古人对西欧根本不感兴趣，至少在当时是这样。他们攻打匈牙利主要是为了警告贝拉对库曼人提供保护甚至拒绝将库曼人交出来的行为：这种抵抗必遭惩罚，不惜一切代价。

“我知道你是一个有钱有势的君主，”某位蒙古首领在写给贝拉国王的信上这样说，“你拥有无数士兵，而你本人还统治着一个伟大的王国。”对任何一个职业敲诈者来说，这些话语都很熟悉，也很直白。他继续写道：“对你来说，自愿向我臣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为了你未来的日子，你最好还是尽快这样做。”在大草原世界，羞辱一个强大的对手如同向之宣战。蒙古人认为有必要教训一下贝拉。于是匈牙利国王逃到了达尔马提亚，尽管他还有其他的逃路。蒙古人一路疯狂蹂躏，他们洗劫了一座城池，据一本当地的编年史记载，城里连一个“对着墙撒尿的人”都没有留下。

然而就在这时，幸运女神拯救了贝拉国王以及全欧洲的命运：蒙古大可汗窝阔台突然去世。虔诚的人坚信这一定是他们的祈祷灵验了。而对蒙古族高层来说，当务之急是挑选一位新领袖。蒙古人没有长子继承权位之说，汗位的继承权取决于谁能在一个机密高层会议中证明自己是最好的。支持谁来继任将决定一个将军的事业和生命：如果他所支持的人最终成为最高领袖，那么作为回报的奖赏将是无比丰厚的。因此，现在可不是追捕巴尔干地区各国王的时候，而是应该回到家乡、静观局势发展。于是，蒙古人决定从基督教欧洲的咽喉之地暂时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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