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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1日，在这一历史性协议签署后仅仅一周，德国军队就越过国境，毫不留情地突破了波兰的防线。德国的先头部队包围了华沙，取得控制后立刻着手消灭波兰的精英阶层。在希特勒看来，“只有上层社会被粉碎的国家才能被奴役”。于是，官员和杰出人物成为清洗的目标。德国人很清楚他们要找什么样的人。在奉命进行搜捕和消灭工作的25名德国刺杀小组指挥官中，有15位拥有博士学位，其中绝大部分主修法律和哲学。

得知德国与苏联的再次结盟以及对波兰的入侵后，英国和法国顿如冷水浇头。尽管对德国宣战，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向波兰提供实质性的军事或后勤支援。皇家空军的确发起了有限的轰炸行动，但是到目前为止，飞越德国领空的战机上最常见的“弹药”不是燃烧物，而是一张张的传单，带着一厢情愿的甚至是完全天真的宣传语。“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宣传效果让德国的当权者感到害怕。”1939年9月初，内阁议事日程上第一项的摘要是这样写的，“我们的飞机能够安然无恙地飞越德国西北部，这足以极大地打击到德国人的士气。”会议同意，将投放更多传单，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与此同时，印度和中亚地区对局势的恐慌性预测也开始传入伦敦。因为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签订的协议不仅为德国提供了必要物质资源，也为欧洲的战争铺平了道路。英国驻喀布尔公使克尔?弗雷泽?泰特勒爵士（Sir Kerr Fraser-Tytler）警告说，当地存在着大量投机分子，打赌英国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时不会给予军事援助。印度官员也有着同样的忧虑，印度事务大臣给伦敦的战时内阁发来一份危言耸听的报告，将印度的防御力量——特别是在防空方面——描述得不堪一击：印度全部的防空设备不过是一座由八架三英寸口径高射炮组成的炮台。

尽管对中亚地区的危险是否迫在眉睫表示怀疑，但是伦敦仍然意识到，德国与苏联的结盟的确会威胁到自己在东方的利益。1940年春天，英国开始打算与德国一决胜负。据总参谋长提交给战时内阁的一份名为《1940年与俄罗斯交战的军事后果》的报告阐述，“苏联进犯印度和阿富汗可能耽误不了多长时间”，这将“极大地分散盟军的力量”。另外一份清醒到令人恐惧的报告指出，德国与苏联之间有多种对盟军极为不利的合作方式：英国在伊朗和伊拉克的石油资源很有可能受到攻击，并落入敌手。

这些担心并非没有依据。20世纪30年代，德国人在中东和中亚地区十分活跃，汉莎航空公司（Lufthansa）在该地区建立了广泛的商业航班体系，而西门子和托特组织（Todt organisation）等企业大规模进入伊拉克、伊朗和阿富汗的工业市场。德国的工程师们设计了无数的道路和桥梁，其建造也是由德国技术人员负责或监督。德律风根（Telefunken）等公司的专业技术大受欢迎，承接建设了当地通信基础设施。与德国的联系在整个地区随处可见。伊斯兰世界甚至认为希特勒是一位意志坚定、追求自身信仰的领袖，这一看法促进了该地区与德国的合作深入。而德国军事情报局阿勃维尔（Abwehr）的情报人员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看法，他们积极地在地中海东岸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的广袤地区拓展关系并争取支持。

事实上，到了1940年1月，德国最高统帅部正在热议应该如何鼓动苏联介入中亚和印度。德意志国防军最受人尊敬的高级军官之一约德尔（Jodl）上将，就德苏和挺进中东的行动制订了多个计划：“只需付出很少的努力”，就能够制造出“对英国的威胁”。当然，德国人还精心地设计了一个大胆的单独计划，让下台后已经定居柏林的国王阿曼努拉（Amanullah）重新统治阿富汗。因此，德国不断地在这一战略敏感地区制造混乱。“伊皮的法吉尔”（Faqīr of Ipi）可以说是20世纪30年代的奥萨马?本?拉登，他是一位禁欲的穆斯林，神秘而残忍，在宗教上十分保守，然而却支持社会革命。他被认为是破坏（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稳定、转移英国精力物力的完美人选。不过，如何找到他是个难题，他行踪不定，曾经无数次从英国人手中逃脱。另外一个难题是如何悄悄地找到他：阿勃维尔认为假扮成麻风病专家可以不那么引人注目，但两名这么做的德国情报人员却在阿富汗军队的伏击中一死一伤，这一任务也以失败告终。当最后终于与法吉尔联系上时，他反而荒谬地要求德国帮助他对抗英国人。

在该地区的其他地方，德国人同样地积极拉拢关系。许多伊朗人和伊拉克人被希特勒的活力和雄辩所征服。他们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点，比如纳粹政权与一些伊斯兰杰出学者都是极端的反犹太主义者。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the Grand Mufti）穆罕默德?阿尔?侯赛尼（Mu?ammad al-?usaynī）对希特勒的上台表示欢迎，称其为“阿尔哈吉?穆罕默德?希特勒”（al - ?ajj Mu?ammad Hitler）。德国首脑的反犹观点很受穆斯林的支持，他们将犹太人视作“败类和病菌”。

整个地区对德国的仰慕进一步加深。一些学者指出，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为德国人打造的意识形态与波斯人当时的做法极为相似：“净化”波斯语和波斯习俗，以及（像纳粹一样）努力重回半神话的黄金时代。实际上，据推测，将波斯正式改名为伊朗的决定，正是驻柏林的德黑兰外交官们向国王灌输“雅利安主义”（Aryanism）思想、强调伊朗与德国拥有共同语源和历史遗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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