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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胡林翼和骆秉章的信后，咸丰把它交给大臣们看，威严地说道：“国家法度不容侵犯，念曾国藩是初犯，又有湖南、湖北两位巡抚替他声泪俱下地求情，我就赦免他，准他三个月假，期满后仍回江西工作。”

圣旨飞一般的抵达曾国藩的老家，曾国藩带领全家望阙叩头。他称自己数载从军，过多功少，皇上竟然还如此照顾我，我只有殚精竭虑，报效皇上，要我的子子孙孙永不忘记皇上的大恩。

这是番客套话，曾国藩所以不等咸丰批准就朝家跑，很大程度是对咸丰的不满。所以他说完这段话后，连忙跑进内室做反省的功夫，他要把这“不诚”祛除。

在家守丧两个多月后，眼看假期将满，曾国藩出其不意地向咸丰再请假，声称要在家守三年之丧。这是儒门家风，连皇帝老儿都不可更改。可问题是，当时有三年守丧的规定，也有夺情的先例。所谓夺情，就是不让你守三年之丧，赶紧出来工作，这就是移孝作忠。

咸丰下圣旨给曾国藩，咱们可是说好的，就给你三个月假期，你不能出尔反尔，眼下长毛贼还没有被剿灭，国家正是用你这种人才之际，你怎么可以退缩不前？

曾国藩接了这道圣旨，先是昏昏然，接着就是飘飘然。啊呀，看来皇上还是需要我的，你看他言辞中那种“离开我就活不下去”的架势，既然我是你的宝，那我就要跟你讨价还价了。

曾国藩纯粹是出于委屈和冲动，向咸丰皇帝摊了牌。当然，儒家很讲究含蓄保守，所以他不能一上来就谈条件。而且即使是谈条件也不能明码标价，他要循序渐进，旁敲侧击地开始。

1857年六月初，曾国藩向咸丰上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道《沥陈办事艰难仍肯终制折》，在这道奏折中，他淋漓尽致地说了不愿回江西军营，要求在老家守孝的真正原因，共有三点：

一是手无军权。他说自己率领的湘军属于临时招募的官勇，不是国家正规军，所以虽能征善战，而有功人员却不能像国家正规军一样补授实缺。他本人简直丢脸丢到家了，即使是补授小缺这样的芝麻小事，他也必须向当地巡抚求情，久而久之，很难取信部下、鼓舞士气。

二是手无政权。他不无痛苦地说，他以兵部侍郎职务带兵，在地方上处于虚悬客位，既无政权、财权，又没有赏罚之权，所以处处掣肘，时时碰壁，碰得我常常鼻青脸肿，我的皮肤病和眼病就是被碰得心情压抑而得的。兵饷没有保障，常常受到断饷的要挟。

三是没有钦差大臣的头衔。曾国藩悲痛万分地说，我是以团练大臣招募士兵，只奉有出湖南省作战的圣谕，并没有钦差赴某省办理军务的正式命令，更没有正式印信。所以处处受到地方督抚的歧视、刁难与排挤，有人甚至故意借此奚落，让我窘迫难堪到极点。

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曾国藩在信的最后直接地阐述中心思想：领导湘军的人必须要有军权、政权和钦差大臣的头衔，否则很难击败长毛。而我是个三无人员，所以我回江西前线毫无意义，请皇上还是让我在老家守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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