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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铭传话音才落，淮军阵营里就发出夸张的狂笑，搞得曾国藩和陪同巡视官们毫无面子。曾国藩回到衙门后，忧虑地说：“这支军队武器现代化，一定很能打，但我未必能指挥自如。”

派去视察僧格林沁残兵的人说：“我看这仗不好打，僧格林沁的残兵更不好指挥，搞来搞去，恐怕只有咱湘军了。”

曾国藩大叫一声：“哎，万难迅速出征啊。”

就在他情绪低落到谷底时，李鸿章派人来告诉他：“曾公不必焦虑，我已派了一支精锐乘船到天津保卫京师，您大可放宽心，做准备工作。”

曾国藩这才舒了口气，但心情还不是很明朗，或许此时就注定了剿捻失败的结局。一个人去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

1865年6月下旬，曾国藩才乘船北上。此时，捻军已由山东南下安徽北部，并轻而易举地将安徽布政使英翰包围在雉河集。曾国藩很头痛，他原本的计划是先到徐州筹建骑兵。这时只好改变计划，先到临淮关，指挥军队解救雉河集之围。

捻军正在雉河集狂呼乱喊，听说曾国藩带着大军到来，立即主动撤围分为两支，一支进入河南，流动作战，一支进入湖北东部，进行修整。

曾国藩和临时拼凑起来的这支兵团首脑们开会，他这段时间想了很多，在悠悠的船上想，在颠簸的马背上想，吃饭时想，连做梦都在思考。

他对将领们说，捻军虽没有太平军声势大，但它最不好对付。你说它是流寇，可它在安徽蒙城、亳州有根据地，你说它不是流寇，可它纵横千里，行踪无定。所以，我觉得对付它们，应该用军事进攻和政治清查相结合的办法，双管齐下。

所谓军事行动，就是采取跟追和拦截相结合，达到“以静制动”的目的。曾国藩的计划是：用水师封锁黄河，防止捻军北上，威胁京师；在捻军的活跃区临淮、周口、徐州、济宁四地驻防重兵；另筹两支机动精锐，跟踪追击捻军，使捻军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追踪、堵截，无法活动，无处立足，只要他们被追进四地任何一地，都可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

在曾国藩看来，四地驻防重兵就是盖了个猪圈，两支机动精锐就是赶猪人，只要把猪赶进猪圈，猪就只能听他的摆布了。

所谓政治清查，就是在捻军活跃的各地割断他们和百姓的联系。曾国藩指出，对那些证据确凿“通匪”的百姓，不必审问，就地正法，对那些证据不充分、看上去鬼头鬼脑的也按这种方式处理。总之，就要让捻军成为离开水的鱼，千方百计地孤立他们。没有了百姓的接济，捻军就是一只纸老虎。

会议结束时，曾国藩对各位长官语重心长地说：“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分属不同的军队，但都是大清的军队，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剿灭捻军，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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