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十四年底的同一天里，刘松龄还写了第二封信，在这封信里，他专门谈到了金川之役：

“（在战斗中）军队伤亡惨重，满洲人真丢了面子。他们的军事能力已经落下去了，他们的胆子也落下去了。

“现在事情全部过去了。但我看不出这些满洲人还能有多长时间来控制中国？满洲人的力量已经弱了，从几个地方能够看得出来，这一次打仗就看得更清楚了。一个共同的认识，是中国人是比较容易赶走满洲人的，如果在江苏、浙江发生了什么起义的话。”

刘松龄几乎把这称为“解放”，他的立场好像是更多的多站在了“受压迫者”的一边，强调了他们和满洲人之间的矛盾。[11]

近人伊罗生说：传教士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感情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尚未研究的课题。[12]在清廷钦天监任职的刘松龄，似乎已站在了清朝政府的“对立面”，像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在他笔下，皇帝有如“凶神恶煞”。乾隆之治已有十几年了，对皇帝和他的政绩，究竟该当如何评价？

* * *

[1] 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页202-203。

[2] 赵翼：《簷曝杂记》卷1。

[3] 《高宗实录》卷1081。

[4] 《啸亭杂录》卷2《盛司寇》：金文淳薙髮事发，上震怒，命立诛之。刑部尚书盛安请上宽之。上怒曰：汝为金某游说耶？命与金文淳同置于法，后上悔悟，命侍卫驰骑并赦之。

[5] 以上参见郭成康：《乾隆大帝》，中国华侨出版社，页912～917；黄爱平“从清代档案看雍正乾隆时期福建地区的传教与禁教”，《西学与清代文化》，中华书局，2008，页189～196。

[6] 上谕：“嫡嗣再殇，推求其故，得非本朝自世祖章皇帝以至朕躬，皆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似此竟成家法。乃朕立意私庆，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乙酉谕，《高宗实录》卷三〇五；按：此日正是旧历除夕。

[7] 参见郭成康：《乾隆大帝》，页721～722；或说是去帝舜庙。

[8] 《高宗实录》卷三六〇，乾隆十五年三月戊午谕。

[9] 费赖之（Louis pfister）《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5，页784。

[10] 约翰·巴罗（Barrow）《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页165～166、277。

[11] 以上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

[12] 伊罗生（H·Isaacs）：《美国的中国形象》，中译本，中华书局，2006，页117。

2.初政，重拾人心

虽然大行皇帝走的突然了些（他年仅五十八岁），身为皇子的弘历却并非没有自己的政治主见，虽不能说是熟谙政务，但在父皇身边，也多少参予了一些政治事务（如对西南等地的用兵）。

他很了解，先皇在世之时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其行政的“苛严”。皇帝《遗诏》中说：“向后政务，应从宽者悉从宽办理。”[1]这成为一个信号，新的政治局面，应运而至。

这并不是后人的看法，清人赵慎畛《榆巢杂识》中曾对此有集中的记载：

禁擅造寺观；

命甄别僧道，

铸宝云钱；

禁在任守制；

丧葬循礼；

裁泰山香税；

禁擅刑大臣（嗣后三品以上大员，革职拿问者，法司不得遽加三木）；

加教官品级；

给教职俸；

予离职封典；

禁契纸契根之法；

革除力役（禁工程捐派；凡工程用款，皆从正项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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