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清代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全与所谓“贸易”及“交换”有关，——清朝的关税在1735～1795年间增长了四倍，尽管它只涉及全国商业交易的一小部分，[8]——它可能是土地开垦之外，对清代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一个因素，也是清代经济发展的最大成就。它虽非由政府行为一手造成，其间政府政策的贡献亦不容忽视。

* * *

[1] 《高宗实录》，卷14。

[2] 官献瑶，乾隆四年进士，官至司经局洗马（《皇朝经世文编·姓名总目》）；“在史馆日，尝进《周礼讲义》，持论侃侃，高宗览而异之”；朱轼尝谓献瑶曰：“吾老矣，斯道之讬，是在吾子”（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9，中华书局，1984，页205）。

[3] 以上见《乾隆嘉庆两朝奏议》，第6册，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4] 乾隆七年六月甲寅，《高宗实录》卷169。

[5] 乾隆九年三月辛丑，《高宗实录》卷213。

[6] 目前对清代的“多种经营”情况尚缺乏完整的数字说明，美国学者珀金斯所作研究表明，民国年间中国农产品中，粮食作物产值约占75%，其他则占居25%，如果计入蔬菜、水果、山林、水产、家禽，以及乡村工业的部分，后者的比重就要大得多。

[7] 参见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页168。

[8] 张晓棠：《乾隆年间清政府平衡财政之研究》，第37～40页；据说，邻国，特别是越南的统治者，为清朝非农业税收的扩张规模感到惊讶，亚历山大·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越南和中国模式》（马萨诸塞，剑桥，1971年），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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