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二、十三年，定守令久任例，以使守令得“从容展布”，“实能为地方兴起教化，劝课农桑，兴利祛弊”。[15]

这些终使得一时之内，政府之手，伸到一些从未插手过的地方，国家干预也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如果说十八世纪在世界历史范围出现了一些“共时现象”，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权力的加强。而从斯科特所说“国家的视角”观察，[16]它们皆可视为典型例证，有助于我们把近几个世纪的历史贯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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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崔纪籍隶蒲州，习见凿井灌田之利。据云遇旱年，小井仍可灌三四亩，大井灌十余亩。前康熙庚子、辛丑，晋省连续旱二年，无井州县流离载道，而蒲属五邑独完，即井力之明效大验也。陕省富平、蒲城亦藉此免荒。因此欲据秦、晋成效，思于陕西全省推广，赵慎畛：《榆巢杂识》上卷，中华书局，2001，页61。

[2] 乾隆二年五月庚子谕，《高宗实录》卷42。

[3] 《郎潜纪闻》二笔卷13（页577）。

[4] 乾隆二年六月己末谕，《高宗实录》卷44。

[5] 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谕，《高宗实录》卷47。

[6] 乾隆二年十一月丁卯，《高宗实录》卷56。

[7] 乾隆二年十一月，《高宗实录》卷57。

[8] 先是，乾隆二年（十一月丁卯），滇抚张允随奏请奖励老农，拟有十条规则，以十得八九者为上农，即于其内选老成谨厚之人专司教导；又请定酒礼花红奖赏之例，经部议准通行，赵慎畛：《榆巢杂识》，页53。

[9] 乾隆六年十一月，《高宗实录》卷155。

[10] 乾隆八年六月壬申谕，《高宗实录》卷195，又见《清朝文献通考》卷4。

[11] 乾隆九年五月庚子谕，《高宗实录》卷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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