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八年二月，前任两江总督宗室德沛奏：淮、扬两属下河田地村落，俱有圩岸，向系民修。民间贫富不一，不能全复其旧，必须官为督率。实有民力不敷者，请依筑官河官堤例，官给一半工价，一体兴作。仍要官府承担一定责任。

乾隆年间，与明清以来的大多数时期不同，清廷一面义无返顾地扩展了政府职能，有力地干预和支持了经济发展事务，所费辄以亿万计，[32]那些庞大的规划几乎无一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另一方面，政府挺身而出直接干预社会经济事务，也曾对财政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急切间亦不可能全身而退。

对于十八世纪发生于中国的这一些事件，我们称之为“共时现象”也罢，称之为世界史里的大事——“现代化”也罢，无论西洋传教士，还是朝鲜李朝史料，都未曾提到。这是为什么呢？一时恐怕很难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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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宗实录》卷130，乾隆五年十一月壬申。

[2] 《高宗实录》卷147，乾隆六年七月丁亥。

[3] 《高宗实录》卷172，乾隆七年六月；乾隆二年训州县知事亲行经理，巡历乡村，从贵州的例子可以看出，在这一指示之下，一个省级的官员可能亲自巡视了多少地方。

[4] 所谓“小民至愚”、“乡愚无知”，分见雍正二年二月癸丑谕，《世宗实录》卷16；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谕，《高宗实录》卷47。

[5] 见道光《遵义府志》卷16。

[6] 陈宏谋：“劝种桑树檄”、“倡种桑树檄”，《皇朝经世文编》卷37，见彭泽益书，页203。

[7]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104-108。

[8] 嘉庆《达州志》卷49，引《论语·尧曰》；《论语》全句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亦可为政府劝农作一注解。

[9] 《高宗实录》卷216，乾隆九年五月乙酉；《清史稿》，卷306，《柴潮生传》，中华书局，北京，1977，页105：35-105：39。

[10] 《高宗实录》卷211，乾隆九年二月丙寅。崔纪，原任陕西巡抚，乾隆初年曾倡导开井，旋因“务期速效”，强迫民人，遭致批评。

[11] 《高宗实录》卷205，乾隆八年十一月乙巳，《高宗实录》卷239，乾隆九年四月己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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