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最初目的，仍是“回向原典”，[27] 以期恢复儒学的原始精神。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云：自汉代郑康成殁后，经学衰而清谈出，清谈盛而佛教行，禅学盛而道学兴，心学盛而天主教出，源流远近，一线可寻，国家之所以不亡，而中夏之所以不胥化为夷者，正以高宗纯皇帝昌明正学，大阐群经，士子服教畏神，一切新奇曼衍荒忽杳冥之说，不能徧浃于人心。而世之妄人，尚谓近日之乱，由汉学太盛不讲心性之故，何其愚而无忌惮哉！[28]

过去人们以为经学（汉学）的兴起，乃是朝廷“压迫”的结果，现在看来，不如说是“提倡”的结果，事在乾隆初年。嗣后，四库馆臣多为“反理学”之“考据派”巨子，可为一证。

同时，于乾隆五年十月，以“治统原于道统，学不正，则道不明”，训诸臣研精理学，谕：

朕命翰詹科道诸臣每日进呈经史讲义，……而两年来诸臣条举经史，各就所见为说，而未有将宋儒性理诸书切实敷陈，与儒先相表里者。

有宋周程张朱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与夫用功节目之详，得孔孟之心传。而于理欲、公私、义利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谓入圣之阶梯，求道之涂辙也。……此宋儒之书所以有功后学，不可不讲明而切究之也。

又针对汉学兴盛之弊端，或谓调和汉宋，曰：

今之议经者，间或援引汉唐笺疏之说，夫典章制度，汉唐诸儒，有所传述考据，固不可废。而经术之精微，必得宋儒参考而阐发之，然后圣人之微言大义，如揭日月而行也。

《郎潜纪闻》：乾隆初年，上方嚮用儒术，尚书杨名时、孙嘉淦、大学士赵国麟，咸以耆寿名德领太学事，相与倡明正学，陶植邦彦。[29]

另一方面，“经世之学”已蔚然而起。乾隆十三年四月，策试天下贡士，其第一问，为“农政”：

农桑，王政之本也。列圣重熙累洽，休养蕃滋，思所以裕其衣食，亦既屡申劝课之令矣。而人不能无遗力，地不能无遗利。果……大吏惟以簿书期会为急，即著之功令，用以为殿最，率具文从事欤？

第二问为“粮政”，当时重点考虑的一大问题（详见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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