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庄存与，乾隆十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十七年入直南书房，在上书房行走；二十年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五十一年，以原品休致。与陆燿比较，在皇上身边时间更长、官位更高，更加“切近密勿”。他所开创的今文经学，虽当时不显，却对后世特别是龚自珍、魏源等人产生有莫大的影响。

[36] 章学诚史学之长处之一，据说即在指导人转移目光治现代史，留心当代政制（乃六经皆史论之应有涵义）。此一意见，又落入此下经学家手里，遂有今文学派之兴起。龚定庵思想显然承袭自章实斋（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页209），成为其思想的又一渊源。

[37] 参见高王凌：“18世纪经世学派”，《史林》2007：1。

11.议改土地制度

就儒家思想体系来说，“回复三代”应包含有三部分内容，即“封建”、“井田”和“学校”。清代皇帝不打算恢复封建，这在世宗皇帝批驳陆生楠时，即已明确。[1]

于是“回复三代”，只能集中于“井田”这一范畴之内，如乾隆初年讨论“均田”、“限田”，当是“复古”，而在粮政上的那些重大措施，更无非是追寻“三代”。

清代初年，黄宗羲等人主张恢复井田，他说，屯田之行，“知井田之必可复”；颜元、李塨等主张“可井则井，难则均田，又难则限田”，并着重研究了从地主手中“收田”的具体方法。[2]但这些似乎未能对实际政治发生直接的影响。倒是满人在占领辽东以后，曾经计口分田（一男均给六晌），且对内地“富人多占土地”，穷人“没有土地”，“乞食身无一物”的现象颇有指摘。[3]

清人入关以后，未及对现存制度作出全面反省，一时似也无力进行新的尝试。因而关于土地和租佃制度的讨论，就与其他许多方面的问题一样，也留在了十八世纪上叶。

乾隆初年，在政府权力扩张和追求新的努力目标之际，出现了对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的重大讨论，这不是偶然的。欲“回向三代”，也不可能不涉及这些问题，如“井田”、“限田”、“均田”等，在乾隆初年都曾被反复提出。

乾隆二年，御史薛馧奏请限田额，王大臣等提出不同意见：

（限田）其说本之汉儒，而审时度势，万不可行。盖井田既废已久，田不在官而在民，民之贫富不可强而同。……前人岂无复古之意？正之夺富予贫为拂人情而违土俗，莫若听民自便之为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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