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臣设更有如雍正九年卫、彰等处之旱荒，将何以赡之？倘有如汉、唐、宋、明一二千里之水旱，皇上即不惜数百万帑金以赈之，而水路不通之地虽有米粮，将如何转运，况邻省亦无积谷乎？……

臣愿我皇上，熟计审处，断自圣心，勿以浮言而阻实政也。[5]

方苞的上述想法，可以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也很能动人听闻，对于皇上坚定增强仓储的决心乃至粮政上的巨大改变，可能起过重大的作用。

乾隆以前，清代仓储存在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清代初年，政府即使有心也无力于增加仓储。康熙朝平定三藩之后，屡次劝捐仓谷，但屡积屡散，实储多不足恃，有事多靠中央储备。雍正间尤赖省际调拨，而辅以民间商业流通。其时国家仓储虽有定额，实储远为不足。故曰：“康熙间仓储，有银无米；雍正年间，虽经整饬，亦未详备”。[6]因此不管方苞所奏是否动听，当时仓储的实际情况和粮政本身的重要性质，确实为今上提供了一个选择的可能和施展抱负的宏大舞台。

乾隆二年五月，上宗谕：“养民之政多端，而莫先于储备”；“今天下土地不为不广，民人不为不众，以今之民耕今之地”，理应“储蓄有备，水旱无虞”；而“我国家休养生息，民物滋繁，宜其户庆盈宁，蓄积饶裕，乃犹时虞匮乏之虞，其咎安在？”[7]表示在粮政方面将有一番大的作为。

清代政府手中的粮食，分为中央和地方储备两种。清初以来因财税支给制度的某些变更，本色税粮已远较明末为少，[8]其构成以漕粮为主，起运贮存京师。这四百余万石税粮，在满足宫廷、政府机构和军队使用之外，常有剩余，可以拨济受灾地区（即所谓“截漕”）。但就用途之专、数量之大而言，分布于各地的仓储则显得更为重要。其中包括常平仓（设于省、府、州、县城市），社仓（设于乡村），义仓（设于市镇），以及旗仓（设东北），营仓（设近边），盐义仓（设濒海）等。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专为赈恤和平抑粮价而设的常平仓，按规定于春夏出借（有息），或平价出粜，秋冬籴还；凶岁则给散贫户。其来源则主要动用正项采买及捐输（如捐监或按田粮分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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