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啸亭杂录》卷1《不喜朋党》；《水窗春呓》卷下《部吏口才》：彼时不论君子小人，在上在下，皆有才略智术，故办事如火如荼光焰万丈耳。国家全盛，此则关乎气运也；又见其《古人干练》条。

[17]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申谕。

[18] 乾隆十三年八月甲子谕。

[19] 乾隆九年三月谕。

[20] 乾隆九年五月谕庚子谕。

[21] 乾隆十三年七月辛丑谕。

[22] 乾隆九年七月庚子谕。

[23] 参见高王凌“叫魂案之前因后果”，《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

16.民玩

乾隆初年，随着国家赈济活动的大幅度增加，民众“闹事”也增加了。它形成了一个“风潮”，主要发生于乾隆初年，特别是乾隆六年至十三年这一个时段。目标也不是一般的“闹粮”，还有“闹赈”、“冒赈”。其中与日常平粜有关的，主要是一些小规模的骚乱，其目标是希望政府更多地增加一些低价粮食的供给。[1]参加者多为经济作物种植者、手艺人、雇工以及营兵等，而非粮食生产者。规模一般不过几十人，很少至百人以上，这是与其它闹粮事件颇为不同的。它也不应称之为什么“人民反抗”，[2]而不如说是他们的“反行为”，可能更切近些。看来正是政府赈粜“福利”的扩大，反而增加了这一类的“需求”。问题就摆在这里：是为此而建立更多的“福利”措施，以及更大规模地扩大仓储，以至把政府干预扩大到极致呢（这将带来严重的费用及其它问题）？还是寻求其他可以行之久远的解决途径？

在处理此事时，朝廷矛盾重重，也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乾隆四年六月，安徽巡抚孙国玺即曾“批饬预期报旱之怀宁等县愚民，及审究哄堂求赈之芜湖县劣衿等”。得旨：览奏，朕怀诚慰。汝所办理，亦觉得中，可嘉之至。

八月癸卯，禁刁民敛钱告赈传单胁官恶习，谕曰：

朕即位以来，偶遇水旱灾伤，真视为己饥己溺，百计经营。散赈蠲租，动辄数十百万，此薄海内外所共知者。无奈外省官员多言，屡赈之后，民情渐骄，言念及此，殊可痛恨，即如今年江南地方，初夏未雨，即纷纷具呈告赈。是不以赈为拯灾恤困之举，而以赈为博施济众之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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