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政方面的努力已持续了十几年时间，现在要求“下马”，这能行吗？对这样一个政体来说，最不愿意面对的就是所谓“失败”了，它可能引起各种连锁反应，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因此即使没有那些政治风波，那些官员们也有充分的理由格外当心了。

封疆大吏们各执一词，又像是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从各个角度开说着各自的道理，生怕没能团弄好皇上，事与愿违，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不过，毕竟由皇上先带了头，他们那些大胆的言论，也就不显得那么尖锐和冒失了。终于，矛头都对准了人事上的原因——采买过多。[13]或可与这些地方大员媲美的，是大学士傅恒在金川战事中如何“诱导”和“维护”皇上下定“收局”的决心的。[14]

其时“运度驳杂”，[15]特别是“自办理金川军务以来，一切政务，未免因此分心”。[16]诸项大事交织在一起，交互作用，没想倒促使皇上下了决心。乾隆十三年七月，讷亲在金川的败报传来（同时关于粮政的大多数奏议已经上报），与其拖延下去，似不如快刀斩乱麻为好。新的决策就这样定了下来，上谕：

迩年以来各省米价不见其减，而日见其增，反复推究，莫知致此之由，……众论颇以为采买过多，米价益昂。因思生谷只有此数，聚之官者太多，则留之民者必少，……朕既知初意之失，不可不为改弦之图……

令各省常平仓谷悉照康熙雍正年间旧额，其多贮者，以次出粜，著大学士等妥议具奏。[17]所谓“既知初意之失”，已与“罪己诏”相去不远，跟着政策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其时，几乎接到一个败报，即有一个新的决定出台。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大学士等议复：通计十九省应贮谷三千三百七十九万石，较之乾隆年间定额四千八百万石，计减一千四百余万石。[18]

为此皇上不惜回到雍正朝苛严的老路上去，乾隆十四年二月己亥，上谕：

朕恭阅皇考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见批示原任浙江巡抚黄叔琳缓征一折，备悉外省官民，沽名邀誉，藉端逋欠情弊，曲中隐微。仰见皇考聪明睿智洞达治体，朕远不能希踪万一。

迩年来各省督抚，凡有奏请缓带旧欠钱粮，朕必降旨俞允……督抚身任地方，固当爱养斯民，亦宜兼筹国计。如偶遇水旱歉收，民力果属拮据，自应据实陈奏。不然，则违道干誉之积习，与顽户猾胥之浇风，亦当深戒而切禁之，毋谓殊恩之可以滥邀也。

乾隆十七年，谕：

所有存贮实数得十分之三四，即不必亟资买补。其动帑委员采买之处，似可概行停止。[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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