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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错能改，且能再三，也不好说是“专制”。[71]

如果说他是说一不二，政令通行无阻，不受其他任何制约，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似乎又于史实说不过去。

乾隆四年八月丙子，因张湄奏内有臣工奏疏伏愿宸衷乾断之请，上谕：

自古设官分职，原以佐理政务。兵农钱谷，各有专司。朕以一身而万几待理，祖宗数百年之章程，国家千百条之规制，不得不咨询于大臣……

若必欲尽出一人之意，事至即断，不交廷议，无论势不可行，且于古圣人之询于四岳，咨二十二人以亮天工者，大相乖谬……不又将以朕为专任已见，而不博采众论耶？[72]

当然，这一体制自有其另外一面，即皇帝揽事太多，

朕临御至今十有四年，事无大小，何一不出自朕衷独断。即月选一县令，未有不详加甄别者。[73]

纵观乾隆初政十几年时间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其过恐怕并不在所谓“专制”之上。中国文字“专制”二字义不在此，昔日也从未有以之论皇帝是非者。特别是清代皇帝君相合一，一身而兼二职，即是政治领袖，又是行政首脑，就后者而言，一般并无“专制”与不“专制”之说（熟悉现代史事即不难了解这点）。总而言之，清代即使“专制”，其范围也很有限。这也为古今社会的不同所决定。

如果说儒家的宗旨是“养教兼施”、“先养后教”，那么也可以说，乾隆十三年以前，政治的基本点主要是集中在“养”上，乾隆十三年以后重点就转入到“教”（“文教”、“教化”）上去了。这颇有几分勉强，也有几分无奈。但是要这个古老的帝国一时间拿出什么更新的办法，恐怕也是不切实际。

其后，皇上几乎闭口不谈他的粮政努力，多年以后，反而把“西师”和“南巡”当作了毕生两大事，这一段“伤心事”就这样半被掩盖起来。

从此，再没了以前的那一股锐气，没有了那一种理想主义，没有了对经济对策的追求。倒有几分显得“乏”了，多了许多花架子，少了若干实在的东西。所以朝鲜使臣才说清廷“外似升平，内实蛊坏”，“大臣庸碌，而廷臣轻佻，甚可忧也”。[74]乾隆十六年以后的几次南巡，也没有发现什么新的东西。相对而言，朝廷进入了一个“无策”的时期，“乾隆之治”最光彩的一幕，已经悄然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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