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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参见高王凌：“清朝历史的满洲特性”（未刊文稿）。

[31] 乾隆三十一年九月甲戌，军机大臣等议覆，两广总督杨廷璋奏称，西洋人在京效力者，其乡信往来，向系澳门夷目，或在省行商雇人代为传递。嗣经奏准，严禁行商脚夫等，私行代递。但自定例以来，阅今六七年，未见有西洋人呈请转达奏咨之事。至询问傅作霖、刘松龄等，据称向来西洋人所有书信，其从京城寄至广东者，亦由提塘递送（《高宗实录》卷七六八），显然与事实不符。）

附

金川之役的另类解读

乾隆十一年，中国南方发生了一起“教案”，因为私下传教，几位传教士的首脑人物被捕，翌年一位主教被“明正典刑”。至乾隆十三年，其余几位复在皇帝授意之下，在狱中被秘密杀害，对外则声称“瘐毙”。西洋传教士、耶稣会在中国的领导人、清廷钦天监正刘松龄（Hallerstein）对此愤懑异常，他既快意于“上帝的报复”，如皇子之夭折，皇后之猝死，朝廷亲信大臣讷亲之被杀，金川之兵败，更因清军战斗能力的下降，质疑满洲人还能有多长时间来控制中国。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辛卯，乾隆帝谕：

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乃自去年除夕，今年三月，迭遭变故。而金川用兵，遂有讷亲、张广泗两人之案，辗转乖谬，至不可解免，实为大不称心。

上谕中提及的“金川之役”，史称“大金川之役”，又曰“第一次金川之役”，以异于二十年后的“第二次金川之役”，即“小金川之役”。金川处于四川西北部，地势极为险恶，气候恶劣异常。乾隆十至十二年，在金川附近的“瞻对之役”中，清廷用兵二万，耗帑百余万，结果只草率了局。金川之役则耗费了军费近二千万两（当时一年岁入惟二千七百余万），调用十万官兵（加夫役几近二十万人），死伤数万，阵亡总兵、副将、参将等将领数十人（对方只有人口一万，战士数千）。

据刘松龄说，战争最终以一个虚假的“胜利”结束，以之挽回朝廷在全国面前丢尽的颜面。[1]

确实，这一场金川之战，就不像是清军在战场上以武力打赢了的。在替换讷亲的亲贵大臣傅恒从北京赴川途中，乾隆皇帝就已修改了他的目标，甚至在尚未找到一个体面的方式之前，就准备撤兵了。这是怎么达成的呢？这中间存在着怎样的“君臣斗智”，以致于让傅恒实现了“下克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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