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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统驭方法和君臣关系面对广土众民驾驭各省大吏的方法(如陈宏谋、年羹尧的例子)吏治积习(观望、迎合、宽缓、因循、粉饰、欺诳、疲玩、废弛)官场文化《叫魂》官员的“反行为”

我在清代政治史会议论文中写道:金川之役是一场很难缠的战争。一代名将张广泗失败了,皇帝第一亲信大臣讷亲也失败了,年轻的傅恒自告奋勇前往督师,难道就不会重蹈覆辙?他有没有这个信心?皇帝也相信他有这个能力吗?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都是否定性的。但他居然能够马到成功。而且很明显,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非战场”上取得了胜利。

傅恒是怎样做到这点的?他怎样实现了“下克上”,“操控”了皇帝,“诱导”他做出明智而灵活的选择?并最终给他找好下台的台阶?这是怎样一种“反行为”?

在有关文字中,我多次提到了“反行为”一词,“反行为”是什么意思呢?“反行为”的基本定义之一,就是在表面服从的前提下,采取一种顺从的态度,却在下面在暗地里实施若干“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猫腻”行为,将事情“反过来”。傅恒就是此道高手,乾隆十三年的金川之役,就是其典型的例证。其实,清朝许多官员(尤其是高官)也都会此道。否则,那些“官场行为”恐怕就不好解释。

我在法国高等研究院讲课时曾说:所谓官员的“反行为”(“对应行为”),可能具有如下几个要点,其一,是首先要称颂皇上圣明、臣下愚昧,如“臣跪诵之下,仰蒙圣恩,训诲周详,至为严切,不胜皇悚”,高帽子戴足(如叫魂案中);其二,是要表现出十二分的卖力,如乾隆十三年傅恒奔赴金川,日行军二三百里依然连夜上奏;其三,则要乘机把实际情况,特别是所遇困难,充分讲足,以为他日地步;但不可稍事渲染,也不可自作结论,而是让皇上自己体悟;其四,便是需“装点几分”了,如乾隆三十三年舒赫德称,若缅人有几分投降光景,奴才等装点几分便可云云。将“反行为”概念运用到清代政治史研究的,还有魏淑民“清代乾隆朝省级司法职能研究”(清史所博士论文,2009)、李燕“皇帝司法权的另类叙事——道光朝特旨交审案件为中心的考察”(法律系硕士论文,2009);法兰西院士巴斯蒂(Bastid—Bruguière)也表示,打算把“反行为”运用于晚清史(张之洞)研究之中。

八、通讯系统官府内部的信息系统邸报咨文“驻京办”

在乾隆十三年的粮政大讨论中,皇帝让督抚们发表意见,最早有个巡抚上奏,说了很多“违心”的话,结果挨了训,后来督抚们就相信他的“真意”,一致转向皇帝那边了,——督抚们是怎么得知这个信息的呢,在多次的“汇议”之中?

九、舆论政策如何面对“乌合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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