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初年，在政府权力扩张和追求新的努力目标之时，出现了对于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的重大讨论，这可能也不是偶然的。

田制问题是中国最古老的问题之一。尽管从宋代以来政府已很少干预和更改田制。清代初年，黄宗羲等主张恢复井田，说：屯田之行，“知井田之必可复”；李塨主张“可井则井，难则均田，又难则限田”，并着重研究了从地主手中“收田”的具体方法等问题。[47]但似乎未能对实际政治发生直接影响。倒是满人在占领辽东以后，曾经计口分田（一男均给六晌），且对内地“富人多占土地”，穷人“没有土地”，“乞食身无一物”的现象颇有指摘。[48]

雍正年间，政府曾在旗地上设立井田。[49]乾隆初年，御史薛馧奏请限田额，王大臣等提出不同意见，说：

“……（限田之说）本之汉儒，而审时度势，万不可行。盖井田既废已久，田不在官而在民，民之贫富不可强而同。新莽以天下田为王田，禁民不得卖买，遂致民困思乱。西晋以降有行之者，而废坏相踵。他如柴世宗、宋太宗皆欲行均田之法，而田卒未尝均。凡此言之而不果，行之而不能久者，皆不得据为施行之证。故黄义刚问限田于苏轼，而轼以为戏论。前人岂无复古之意？正之夺富予贫为拂人情而违土俗，莫若听民自便之为得也。”

并指出实行限田的实际困难：

“况我朝承平日久，户口殷繁，州县田亩俱有定数，如江、浙等省地狭人稠，必令人各五十亩，安得如许之田？即川、陕等省似乎土满，而以人计地，亦不能各足五十亩。是以薛馧亦知均田之难，而但欲禁富民增置，令贫民各置五十亩之数。此无论田多之人花名诡寄，诸弊丛生，即使富者果皆奉法无违，而现在贫民未有置产之资，反失佃种之业，转致失所，势有必然，……为害甚大，决不可行。”[50]

有了二十世纪以来的经验，我们可以知道，土地制度的改变是一件多么艰巨的事情，而仅就限田而言，实行起来也确有很多问题难以解决。但高宗对王大臣等意见，并不以为然，谕：

“朕念切求言，若因此加以处分，恐阻人进言之路；且伊所敷陈者，尚有直赣之气、近理之语，……使此等之言，时闻朕耳，以补朕之遗忘，亦未为不可，……”[51]

对改变田制的议论，不但不愿处治，言下之意还颇为嘉许。因此在这之后，仍不断有议论田制的意见出现。直至乾隆八年，漕运总督顾琮奏请实行限田，“以均贫富，与用事大臣争于上前，无所挠挫”，高宗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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