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104-108。

[27] 分见雍正二年二月癸丑谕，《世宗实录》卷16；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谕，《高宗实录》卷47。

[28] 嘉庆《达州志》卷49，引《论语·尧曰》；按：《论语》全句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亦可为政府劝农作一解答。

[29] 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耕地面积”，《清史研究》1992：3。

[30]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7。

[31] 据说，1950年1月访问苏联期间，毛泽东曾说，中国人吃饭难是个普遍的大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发展农业，扩大粮食耕作面积。见《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页175；其后的改变，见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1964年。

[32] 《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96、129。

[33] 以上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64。

[34]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83。

[35]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90-91。

[36] 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页278。

[37] 参见刘灯：“小农经济论辩”，硕士毕业论文（2004，未刊）；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37；“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海洋出版社，1999，多处。

[38] 如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圣祖谕：“朕故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征钱粮也”（《圣祖实录》卷249）；雍正二年闰四月世宗朱批：署广西巡抚韩良辅“此奏之可嘉，不可尽述。此开垦一事，……只要以百姓作利为念，钱粮起科皆末节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2册947页 [39] 乾隆十六年五月己未，《高宗实录》卷389。

[40]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页99、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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