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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女人讲究贞节甚至到了变态的地步，被男子偶然触碰一下便要自杀的事情并不鲜见。乾隆时，扬州东关街鞋工郭某之妻王氏“美而贤”，同街富户子弟储某对其垂涎，于是借钱给郭某开了一间小店，想以此为契机接近王氏。一天，储某乘郭某不在，进店与其搭讪，拍了一下她的肩膀。王氏大呼“杀人啦”，回家把事情经过告诉丈夫，丈夫不以为然，“我借了人家的钱开店，这事你就忍了吧”。王氏听罢非常悲愤，第二天，趁丈夫外出，闭门自缢而死。后来，王氏被誉为烈女而葬于扬州五烈墓旁。

安徽歙县有两个相邻的女子汪氏与贺氏，情同姐妹。某夜，当地发生火灾，汪氏未睡，急呼家人去救贺氏，到了贺家楼下，贺在楼上问，姐姐已逃出来了吗？汪氏回答，已出来了，所以来找你。过了一会儿，贺氏在楼上喊：我找不到外衣，不能出来了，谢谢姐姐来救我。大火顷刻间覆盖了贺氏的住所，汪家人想冲进去救贺氏，但贺氏在内怒骂，只好退出来，贺氏就这样被焚于大火之中。汪氏大哭，妹妹死，我怎么能独生，也跳进大火之中。因为找不到外衣，两个讲求贞节的女子宁愿被大火吞噬掉生命。这些故事都可以解释，为什么鲁迅先生要说封建礼教吃人。

妇女的贞节问题，一度成为治国安天下的国策，从朝廷到各级政府都极力推动，所谓“以权始，以化终，权故行，化故成，国以治平”。 妇女贞节观贯穿于法令、制度和教材、民俗之中，层层宣扬，一些家规、族规甚至可以以“失贞”或“失节”为由，处死妇女。

更为引人深思的是，明清时期民族矛盾加剧，女人的贞节问题一度上升到了民族气节的高度。满人入关后，中原各地推崇“男死于斗，女死于义，无为贼辱”的抗敌气节，汉人中流行“男降女不降”的社会风气。

《清史稿·列女传四》卷510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清初，寡妇李氏与家人避难后回到杭州，当时清军刚刚进入这一地区，检查很严，有车入城，男子须下车，女子也要查看。李氏的车子入城时，守门的军卒掀开车帘，盘问了她几句。李氏自觉受辱，回到家中终日涕泣，绝食而死。

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战乱年间，出现了“十女墓”等记载，这些妇女为了避免落入“贼寇”之手集体殉难，以示坚守气节和不辱家风的贞洁。“十女墓”中的一位主人公名叫月娥，原是西域的少数民族，她的父亲在元代官为武昌尹，名叫职马禄丁，她的弟弟丁鹤年是史上的一位名人。丁鹤年12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他“幼时读书皆月娥口授”。明太祖渡江之六年，月娥与家中妇女避祸的城池被敌人攻破，面对危境，月娥生死不惧，她说，“吾生诗礼家，岂可失节于贼邪”，遂怀抱幼女赴水而死，“诸妇女相从投水者九人，方盛暑，尸七日不浮，颜色如生。乡人为巨穴合葬之故居之南，题曰十女墓”。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康熙十五年，平定三藩之乱时，甘肃巡抚报告，会宁县典史之妻陈氏，被敌军抓获，骂贼不辱，投井而死，堪称节烈，朝廷下令给银三十两，立贞烈碑。安徽宣城生员妻孙氏，遇兵乱，与婆婆在山中避难。婆婆被敌人抓住，将要受害。危急之时，孙氏挺身而出，请求替婆婆而死，敌兵要把她带走，她死死抱定松树，大呼“人死不足惜，但义不可辱”，结果被乱兵杀害。广州顺德县李氏有简姑、定姑、介姑、洁姑、寅姑、璇姑六女，遭遇三藩之乱，发誓同死，六人一同联臂投水而死，可谓群贞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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