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对胡耀邦的批斗便更加猛烈。

同年12月上旬，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在北京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悼念据说由于团中央书记处的一位候补书记带领的工作组，进驻位于丰台区的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时发生武斗而被打死的一位老教师。王力、关锋和吴德等人出席了这个大会，一口咬定这个悲惨事件是胡耀邦一手策划和教唆的。王力在会上还高呼口号：“打倒胡家店，解放红小鬼!”

大会还没结束，数百名红卫兵冲进团中央机关，像抓小鸡似的把胡耀邦等人反剪双臂，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牌，押上大卡车游街批斗。一路上，糨糊、碎纸、木棍、瓜子皮儿劈头盖脸地向他们飞来，直弄得他们浑身上下都是碎垃圾。一些红卫兵对胡耀邦说：

“你尝到群众运动的滋味了吗?”

“尝到了!”耀邦说。

“晚了!你已成了人民的敌人了!”

1969年10月，按照“林副统帅”的“一号命令”，团中央机关和各个直属单位两千多人，都被一锅端到河南省潢川县的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不久，耀邦也来了干校，被编在第一连第一排第一班。他先与几十人合住一座仓库，后又与好多人合住一间大草房。他本是行政五级每月四百多元工资的高干，现在每月实际只得三十多元的生活费，与大伙一道在大食堂排队打饭，抽一角六分钱一盒的“工”字牌香烟。不论和泥、脱坯、当小工、上屋顶、拉石头，还是挖河、打草、插秧、收割、烧茶炉、掏厕所、守场院，他都干得欢。抢场时，装有一百多斤粮食的大麻袋，他那么小的个头也一包一包地往仓库里扛。1971年夏天暴雨成灾，河水倒灌，黄湖大堤随时有被淹没的危险，他也和大家一道上堤抢险。一天暮色迷蒙，雨声淅沥，抢险的突击队都下堤吃晚饭了，耀邦戴着斗笠，扛着铁锹，独自一人在他们一连的防护堤上来回巡逻，堤外回响着激荡堤岸的涛声。

就在他领受着这种特殊的、远过于战争的血与火的艰苦磨砺时，中共中央西南局派来专案人员，向他了解西南“‘三家村’首犯”张黎群在团中央时的“反党劣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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