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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起决战的外围战震撼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一)

如果说到此为止，耀邦与中央党校和中组部许多同志的一切努力只是推倒“两个凡是”论的外围战，那么对“两个凡是”论的直接交锋，则是随之而来的“真理标准”的全党全国大讨论。

上面提到，在疑难案例座谈会的一年前，即1977年4月，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就率先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列主义。4月10日，他在给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及党中央的信中说，应当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半年后，即1977年10月9日，在中央党校复校的开学典礼上，华国锋讲话后，叶剑英也讲了话。他认为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有两层最基本的意思：“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呢?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绝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他希望在党校工作和学习的同志，“都要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等于要求研究总结整个“文化大革命”。

当时在中央党校主持校务的胡耀邦，积极指导党校讲授哲学与党史的同志，深入研究这一课题。

耀邦明确提出研究“文化大革命”并非自此刻始。早在这之前数月，即1977年5月7日，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他就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乌烟瘴气明确提出，应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后来又具体地说，“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这就是说，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去总结“文化大革命”，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8月25日，中央党校在耀邦倡导创办并直接指导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9期，就刊发了一篇经耀邦审定的批评“风派人物”的文章。文章说这种人“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这等于又一次提出用实践检验真理的问题。

这样，在当年11月，中央党校的哲学课堂上，就开始批评过去多少年以个人迷信取代了实践检验、用强权标准代替实践标准的错误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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