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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王其梅功高位显，但他一直艰苦朴素，对文恬武嬉骄奢淫逸之风深恶痛绝。1955年实行军衔制后仍十分注意节俭，除买书和接济困难同志外，他从每月三百多元工资中省下二百元。虽然他与王先梅已有五个孩子，需要抚育，而他认为让孩子们自幼多吃苦，有好处。“三年灾害”期间，他将五年来节省下的一万多元全部献给国家，以解国困于分毫。据认为，这是当年有此义举的惟一高干。

康生等人酿造了“三六”大案，身患重病的王其梅在1967年8月就被迫害辞世。他在北京的家，也早被查抄封门。他的妻子王先梅是十四岁(1938年)参加新四军、十五岁参加共产党的老同志，此刻与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分住四处。年岁稍长的大女儿要求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或云南农场都被打了回来，说是“没资格”。为了生存，她自己扒火车去了内蒙阿荣旗插队务农。王先梅后来把分住几处的八岁到十六岁的两儿三女都收拢在一起，去了她所在的轻工部江西“五七”干校。

在干校，孩子们也服从分配，打鱼、割草、放鸭子、喂牛、种地、挑百来斤重的大粪桶，派啥干啥，但同工而无酬。他们的父亲含冤去世后，周总理批准给每个孩子每月十五元抚养费，西藏军区却拒不执行，他们六年未见分文。他们全家烧水做饭，只能去附近钢厂捡煤渣，也被干校的连长说成“太丢人”!这样，孩子们常常清晨五点外出打鱼，直到傍晚才回家，在外挨饿十二个小时。

1973年5月，江西干校撤销，按规定，没工作的孩子应随父母回北京，王先梅才把孩子们带回北京。周总理再次批示，才开始发给这些孩子的生活费。但轻工部仍未能对这些孩子一视同仁，而将他们的户口，转去河北固安县五七干校。后来，大男孩掌握了制作和修理大小提琴全套工艺，并会修理钢琴做道具，报考海政歌舞团，文化素养、艺术技能、个人历史等等全部合格，只因其父在“三六”专案中一直悬而未决，而未被录取。小女儿在外地读初中，年年都是三好生，到北京读高中，又被评为三好生，并被选为团支部书记、优秀团员。在天安门广场先后召开的毛主席追掉大会和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学校其他各班的团支部书记和支委都参加了，惟独她这个团支部书记不能去，也因其父是“三六”案成员。

历遭如此许多不平事，王先梅心境很难平静。1977年12月8日，她向小平同志写了申诉信，信中简单叙述了孩子们的遭遇，接着说：

“我曾于上月多次找总政治部有关单位，同时也写报告给总政治部领导同志并报中央领导同志，如实反映了上述情况，并明确表示：对于我爱人的问题，我和我的子女坚决遵照党组织对他的结论正确对待，同时恳切地要求党组织能使我的子女得以享受党的政策范围内的政治权利，不因其父的问题受到影响，以便发挥他们的特长。”

“党早有政策，出身没有选择的余地，‘重在表现’。但一些地区和单位在具体执行中，政策往往不能兑现。十年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常常遇到不少实际问题而得不到解决。根据党的政策和孩子们的现实表现，我感到对他(她)们说服无力，我和孩子们的心情都十分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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