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素萍一行结束了在安徽的调查访问，又快马加鞭地赶到山东、天津和吉林，然后再折往西安，去访问一位年过七旬的知情人。连续数月，他们走访了“六十一人案”中所有受迫害而仍健在的同志，研究了他们及其家属子女的一摞摞申诉材料，查阅了中组部保存的这些同志档案中的各人有关出狱经过的自叙，调阅了大量敌伪档案，走访了1936年担任我们党北平市委书记的李葆华、党的“七大”期间熟知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中组部干部科长王鹤寿和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另一位副团长王从吾，并请他们都写了书面证明材料。

“文革”伊始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宋任穷，也写了证明材料，证明周总理当时曾给他一个电话，让他这样回答“揪叛徒战斗队”的红卫兵：“赵林(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不能让小将们在这个问题上胡乱发难。

张闻天同志的老伴刘英也写了一份材料。她在材料中认真回忆当年张闻天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是如何与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研究批准了刘少奇的那个建议，并给刘少奇回电的。

中组部同志的调查研究紧凑而大有成效，直累得贾素萍心房纤颤，患了心脏病。写证明材料的同志也争分夺秒。1978年8月21日，闷热的夜晚，于光远汗流浃背地跑到仍是“摘帽右派”的曾彦修住处，急急如律令地说：“快快快，关于‘六十一人’的问题，耀邦要我们赶快写出证明材料。就是1948年春节，刘格平请吃饭之后，康生对我们谈的那段话。”

曾彦修一听，连忙摊开纸，挥汗疾书。写完，两人签了名，于光远拿了就走，连夜送到耀邦家。

耀邦连忙挑灯夜读。这一段时间，耀邦不但常常夜读这类送到家的材料，而且贾素萍等人每次调查归来，他都立即听取他们的汇报，认真阅读他们写的每一份调查材料，在这些材料上先后批写了这样一些字句：“这份材料很有用”，“这份材料很说明问题”，“送中央常委阅”，“根据这些充分的复查材料，可以起草报告提纲啦”。

随后，耀邦与贾素萍等人一起，研究如何起草给中央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复查报告。一切似乎进展得一帆风顺，但是耀邦明白：问题远不是那么简单。

突破“两个凡是”主阵地中南海里的短兵相接

1978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发出通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处理日益增多的申诉信和上访人员，如何落实政策才算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本站不支持畅读模式，请关闭畅读服务，步骤：浏览器中——设置——关闭网页小说畅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