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武汉江岸区警备司令——黄埔军校第三期的中共地下党员黄志强的公馆里隐蔽了一个星期，听说蒋介石正要收拾的第四师已南去广东，他就返回上海党中央。中央要他到宜昌去找程子华，共同从事兵运工作。到了宜昌，他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先与隐蔽在宜昌的湘鄂西党委书记——上海中央流动训练班（中央党校前身）的同学周逸群接了头。周逸群说，程子华所在的那支部队已在三天前举行了暴动，已与他失去了联系，遂介绍李逸三去洪湖苏区参加武装斗争。

在洪湖苏区，李逸三先后担任过游击二纵队政委、红十七师政治部主任、红六军秘书长兼洪湖军政学校代理校长。1930年冬，他被周逸群委派去上海党中央汇报了工作返回苏区时，被途中严密搜查的敌人认为“形迹可疑”，关进了武汉的军人监狱。武汉行营军法处判他三年徒刑。上海党中央与他单线联系的女同志浦秀文，给他汇了三十块钱，嘱其多保重。

1931年长江洪水泛滥，淹没了这所监狱。1932年春末，南京国民党政府颁布疏通监狱令，他被依令释放出狱。出狱前，浦秀文又给他汇款三十元，供他去上海的路费。他出了监狱即刻赶赴上海，党中央已转移江西苏区。他遍找单线联系的浦秀文也找不着。全国解放后，在北京，他见到浦秀文的哥哥，一位老共产党员浦化仁，才得知浦秀文当年给他汇款后不久，便因病去世。

当时，他算是暂时失掉了组织关系，只得回山西武乡故土，独自建立了党组织展开地下斗争。1933年8月，他去太原找到了中共山西特委书记维公，才接上了组织关系，并决定正式成立中共武乡县委员会，由他担任县委书记。1934年春，他又被阎锡山逮捕，关进了太原第一监狱，判刑六年。

1937年5月，他组织同监狱难友绝食三天，他们才被释放。他出狱后很快就找到了老同学薄一波。薄一波把他分配到决死队第一纵队二总队，从连指导员干起。而后，他陆续担任过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太岳军区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抗战胜利后调往北方大学和华北大学做党的工作。

全国解放，华北大学改称中国人民大学，他历任专修科总支书记、预科主任、校本部人事处长、校党委常委、统战部长、组织部长兼监委书记。1964年调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兼党委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他两次坐监、靠边站被审查。1978年冬，中国科学院党委给他作出了历史结论：“两次被捕，没有问题”，“反‘左’，难能可贵”。1979年调任国务院参事。

李老说：“葛佩琦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以后又怎样被关进了监狱，我都一清二楚。那前前后后，都是一连串的完完全全的人为大冤案！”

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快结束时，李逸三老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接着，他从书橱里拿出一个厚实的文件袋，封面上写着“葛佩琦”三个毛笔字，里面装有八十年代葛佩琦冤案被平反后，一些报纸杂志记者对葛佩琦的访问记，平反前葛佩琦写给李老的信件、申诉材料，和李老给胡耀邦信件的草稿，等等。这些原始材料，有的是一些记者已发表的文字没有述及的，有的是葛佩琦本人的回忆录也未尽纳其内的。这对我来说，都十分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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