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我曾担任过“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天水行营少将特派员”、“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等职；但这不是我的真实职务，而是我的掩护身份，是共产党（有关组织的）领导人让我去担任的。在这些名义的掩护下，我曾策动大批汉奸部队反正，编入抗日部队序列；我曾掩护建立沈阳地下电台并搜集了国民党的大批重要军事情报，报给共产党……这类事实证明，我不是“为敌效劳”，而是为共产党效劳，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效劳。上述事实也证明，我不是“蒋匪特务”，而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派遣，打入国民党高级军事机关的地下情报工作人员。以上事实证明，我的历史是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的。所以《起诉书》控告我为“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

《起诉书》控告我为“现行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说我“借党整风之机，攻击诬蔑党的各项政策和政治运动，叫嚣要杀共产党人和推翻人民政权”。认定这条罪名的证据，都是从1957年报刊上抄下来的对我的诬陷不实之词。例如《起诉书》上引用的：“肃反搞糟了，统购统销搞糟了，老百姓把用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人民生活提高的是过去穿破鞋进城，现在坐上小汽车的党员和干部”；“党员起了监督群众的便衣警察作用，因为党组织要他们作情报”；“今天的党群关系和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敬鬼神而远之”；“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等等。

《起诉书》从报刊上引用的这些话，不是我的原话；报刊发表这些言论时，没有经我同意，没有经我签字，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毛主席多次说：“右派问题是敌我矛盾，我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既然把右派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在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就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根据以上两点理由，《起诉书》控告我为“现行反革命”也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述，我既不是“历史反革命”，也不是“现行反革命”，请求法庭依法宣告无罪释放。

但是，正像开庭前两天，监房的那位女管理员问葛佩琦要不要请辩护律师时说的那样：“辩护不辩护，都是一个样：法院是以《起诉书》为根据、是听党的话的。”

6月29日，距离葛佩琦为自己做出强有力辩护的三个月又二十五天，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他做出了“判处无期徒刑”的判决。《判决书》如下：

查被告葛佩琦历充蒋匪要职，积极为敌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发展情报人员，并亲自搜集我军情报，报与敌特机关，参加镇压学生运动。多次诽谤我党，鼓动蒋匪帮反共反人民的气焰。解放后对其主要历史罪行又长期隐瞒，拒不向政府坦白。人民政府未念旧恶，给其安置工作，在人民大学担任讲师的重要职位。被告本应感恩自悔，痛下决心，彻底改造，重新做人，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但被告却相反，视人民对其宽大为可欺，死抱反动立场，坚决与人民为敌。乘党整风之际，即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向党和政府展开全面的进攻，竟公然叫喊要杀共产党人，要推翻人民政府。被告这些严重罪行，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故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葛佩琦犯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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