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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1957年之前那几年，每逢“三八”节和“六一”儿童节，他们全家大大小小，都是欢欢乐乐的。

可是此时此刻，这都已成了过去的事了。朱秀玲又在十多年前与他离了婚，孩子们都改姓“朱”，不再姓“葛”了。在这刚刚“乔迁”来的八平方米小屋，他只能只身孤影……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政治的疯狂，造成多少家庭的悲凉

这是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特有的大悲剧！

在人民大学校园里，凡是没有被这种疯狂灭尽天良的人，都能够洞察朱秀玲深埋心底的悲怆！

她出生于鲁南临沂，是葛佩琦同乡，比他小两岁。1934年，由北京女一中考入北平大学文理学院数理系。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她就闻知“一二·九”闯将葛佩琦的大名，“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后又一齐坐船到了烟台，认识了葛佩琦其人，印象很不错。

1941年，她在关中武功的西北农学院执教，巧遇当时在国民党第一战区做地下工作、路过并借住在农学院的葛佩琦，尽管别后数载，但葛佩琦的不凡谈吐，使她感触到他的人生步伐，仍在按照“一二·九”的节奏在快速地向前延伸。这次分手，他们开始鸿雁传情，相爱日深。

1942年，她应聘到陕南汉中西北医学院教数学。第二年，佩琦来到汉中，他们在医学院举行了婚礼。

至此，佩琦对自己的真实身份，仍然守口如瓶。然后由汉中而北平而沈阳，她只隐隐约约感到，他的行踪有时颇为神秘，意识到他是在做与“一二·九”一脉相承的事。直到北平解放，她才被告知这个对她来说并不过分难猜的谜底。

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自从成立以来第一次评职称，她就被评定为副教授。当时全校副教授屈指可数，女教授更寥若晨星。朱秀玲就是这晨星中的一个。但住房仍然窄小而潮湿。就在这一年的12月，她生下了最小的女儿。屋内没法生炉子，室温只有七摄氏度，生下孩子的第十八天，她就开始发烧，烧到三十八九度，得了风湿性心肌炎。这是产后风的一种，但她当时并不知道，产假期一满，她就强打着精神去讲课。不久，她就病倒了，而且一倒难起，被人们急送协和医院去抢救。后来葛佩琦为何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报纸上“揭露批判”葛佩琦的风风雨雨，她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全然不知。从学校前往医院探望的同事口中，她才知佩琦出了事。她惊愕得脱口而出：“佩琦怎么说出‘杀共产党人’的话来呢？这不可能，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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