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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八点半,葛佩琦就到了中组部。陈野苹到中南海中央书记处开会去了,他的秘书任小彬来到会客室接待了葛佩琦。任小彬说:“你的问题如何解决,得由陈副部长决定。”说着给葛佩琦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有事请打电话联系。”

过了两天,葛佩琦给任小彬打了电话。任小彬说:陈野苹副部长已指定中组部干审局的一位局长接见你,并说明了接见的时间与地点。葛佩琦按时前往,见到了干审局的一位副局长,在交谈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副局长:人民大学的《复查结论》,认为划你为右派不属错划,你为什么不同意?

葛佩琦:这个《复查结论》,是以1957年报纸上刊登的那些对我的诬陷不实之词为依据得出来的。那些话不是我说的,报纸在刊登之前,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更没有我的签字同意,这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根据没有法律效力的话作出的《复查结论》,我当然不能同意。

副局长:你说你没有说过那些话,可有什么证据?

葛佩琦:有!我有人证与书证。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登出那些话之后,我就到人民大学党委作了更正。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聂真同志接见了我。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出那些诬陷我的话,第二天我本人送信给《人民日报》,要求予以更正。

副局长:好,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对于你提出的问题,我们将通知有关方面重新复查,查出来的材料会与你见面的。

葛佩琦:我对耀邦同志和中组部的同志绝对信任。问题在于人民大学,我还有些不放心。

副局长:请你放心,我们会督促他们尽快重新复查的。……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倒春寒”毕竟只是春天中的短暂寒冷,葛佩琦身上的“三座大山”终被全部推倒

葛佩琦与干审局的一位副局长谈话之后,回到他那自称“九六陋室”的八平方米小屋静候佳音。他先后帮助七八名被“文革”耽误了的高中毕业生辅导功课,还修订了《自然常识问题解答》的物理部分(后来这些高中生有六人考上了大学,其中一人还去了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但是静候了半年多,仍未见到人民大学方面的任何动静。又听说,他的“右派”问题是毛主席定的,所以人民大学的同志才不敢贸然从事。他觉得这种说法不可靠、不科学:“彭老总的问题不也是毛主席定的吗?不是也翻过来了吗?”

1980年11月17日,他实在憋不住,给“知心老头”李逸三写了一封信。这几年,他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过:“李老不是别人求他,而是他自己主动向苦难人伸出援救之手”;可这一次,他出于对李逸三的“政治安全”的考虑,让别人看来好像他被“宽释”出狱回到北京后,从未与这位老人谋过面,这是第一次给多次主动向他伸出援救之手的老人写信。信的全文如下:

李逸三同志:

您好!我有下述问题,请您予以协助解决。

1957年5月24日,在人民大学党委召开的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上,我给个别党员干部和党委书记提了一些意见。由于我请求恢复组织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我在发言时,态度有些不冷静,说话有些带刺;但是我发言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党整风,希望党内同志通过整风,改正缺点。不料有些报纸报道时,竟然说我叫喊要“杀共产党人”;因此我被划为右派,至今没有得到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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