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做得非常对!因为是你违反了纪律、违反了校规!你当时明明也知道，坦克学校的同志去市里活动，必须两人以上同行，而不能一人独自外出。这是为了保密，确保安全。咱们坦克学校之所以穿警察服装，对外叫做‘警察学校第四大队’而不叫坦克学校，就是为了保密。这些你都是清楚的， 而你偏偏要一个人独自上街，这是明知故犯!另外，学员请假，学员队的队长、指导员就可批准，根本用不着找我，我也不应该代替你们队领导的工作。是你完全错啦!对这样一件琐碎小事，事隔二十多年，你也成了一个团级干部，竟然还怀恨在心，可见你的党性、人格和肚量是多么的卑下!”

田永兴“啪”地猛拍了审讯台跳了起来，大吼一声：“你向毛主席请罪!”两个打手应声卡着丁铁石的脖子，又按着他的脑袋，使劲地向下压。丁铁石也使劲地顶着不低头，并大声说：

“我当年做得非常对，没有半点儿错!随你们的便吧!”

从此，丁铁石的每天“五请罪、三挨打、挂黑牌”便升了级：每次审讯，几乎都是先罚他跪在众目睽睽的走廊上，然后由田永兴带头，一个班的年轻战士上去用皮鞭抽打，有的还脱下脚上的解放鞋猛打他的耳光，终于把他的耳朵打聋。

一日三顿饭，每顿饭都让他蹲在令人作呕的泔水缸下面吃。每日罚他掏空全院的男女厕所不算，还故意让他去喂猪，实可谓“放手大胆”地破坏党的民族政策和侮辱他人的人格。

人常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而我们那个混沌时代的无数怪事，似乎其生命力强大得“无与伦比”，是不会自败的。所幸者，丁氏家庭的成员，就偏偏不奉行这个“见怪不怪”、“忍字心头一把刀”的哲学。丁铁石的妻子白琴也是敢于向这些“怪事”英勇抗击的一名战士——

她1938年7月17岁，由八路军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介绍，迢迢数千里奔往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而后逐步升入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和鲁艺、抗大等校组成的华北联合大学社会科学部深造。1940年春天，她从华北联合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晋察冀第二军分区“七月剧社”担任分队长兼政治教员，参加了百团大战宣传队。1941年秋，为发动群众配合八路军粉碎日寇的扫荡，她转去山西定襄、孟县等县担任县文救会主任和宣传部长。1942年秋，因敌后医生奇缺，党组织推荐她去白求恩学校学医，数月后即考入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得到重点培养，抗战胜利时毕业，被分去东北，先后在辽宁军区和哈尔滨医科大学当医生。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她也随东北野战军入关。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她被调进中国铁路总医院担任副院长。丁铁石从朝鲜前线回国，去南京军事学院担任装甲兵系副主任，白琴也从北京调往南京，担任鼓楼医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和眼科主任。1965年又被调回北京，担任著名的协和医院副院长。她像丁氏弟兄们一样，平生从未做过亏国亏民亏心事，岂怕这混沌时代的“咄咄怪事”?!

1968年3月底的一天黄昏，白琴带着十岁的儿子丁中刚乘坐郊区的公共汽车经过卢沟桥到达槐树岭，直奔已夺了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大权的宋昆家。宋昆刚吃完晚饭，正坐在客厅里心满意足地品茶。白琴一见，不禁怒火中烧，一把揪住宋昆的衣领，要他拿出了丁铁石的“反革命”证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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