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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3月24日，正当“四人帮”猛烈“反击右倾翻案风”之际，中共湖南省委才批准省公安厅，将已“拘留”了一年两个月又十七天的张扬予以逮捕。同年6月18日，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被疯狂镇压后的两个月零十三天，省公安厅对张扬的预审终结，并开始制作《起诉书》。

这份以长沙市公安局名义起诉的《起诉书》，历数了“被告人”张扬的“罪恶”。它说：

……特别是1973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已被彻底摧垮，他们的“叛徒哲学”、“天才论”等反动谬论都被批倒批臭了，张扬出于其反动阶级的本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又写出反动小说《归来》第六稿，变本加厉地、非常露骨地鼓吹“叛徒哲学”和“天才论”。文字越写越冗长，内容越写越反动。这本反动小说的要害是要资本主义“归来”，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这本黑书从头到尾贯穿着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竭力鼓吹“叛徒哲学”、“天才论”，为刘少奇、林彪翻案，反对文化大革命；捧出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灵，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和平演变，为刘少奇、周扬文艺黑线招魂；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这样毒汁四溅的黑书，被告张扬却得意忘形地说：“我把书名改为《归来》，既切题又含蓄，不仅人归来了，而且他归来了”。从这本黑书描写的主人公和主要人物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归来”的都是叛徒、特务、反动军阀、洋奴买办、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地主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张扬书写反动小说《归来》的反革命动机、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对于《归来》突出了周总理的光辉形象，《起诉书》认为那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至于张扬说了一句张春桥是叛徒，《起诉书》则说这是“攻击中央首长张春桥同志”，“矛头甚至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

除这些“主罪”外，《起诉书》还给张扬横加了许多“罪恶”，称他为“不可救药的反革命死硬派”，要求给予“严惩”。

对“不可救药”者的“严惩”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1976年7月28日，省法院不能不收下省公安厅送达的这份《起诉书》，及其附来的一大摞案卷，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李海初研读了《起诉书》，又认真阅读研究了《归来》的各种“版本”的手抄本，然后才认真研究了预审阶段的全部案卷。这位已达知天命之年的老法官得出的结论，与《起诉书》截然相反，认为这是一本好书。如果经他的手，判处这本书的作者以死刑，那么晚年回首平生，他会感到自己做了一件泯灭天良的事，是犯了滔天罪！但他其时只能默默地思绪万千而守口如瓶。他只能先把这个案子压了下来，实行当时惟一能够采取的妥善策略——“拖”！

当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却加紧了他们的“既定”图谋的活动。9月22日，对张扬来说，已销声匿迹了十一个月的省公安厅的那位主要预审人员，突然又出现在张扬的面前。他对张扬说：“你就是一个字也不说，我们也要把你这个案子办到底的！”他反复教训张扬必须端正态度，要“只争朝夕”。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了。按说，反革命文痞姚文元让办的这桩荒唐的案子，理应就此客客气气地了结才是。老法官李海初去向公安局预审处的一位老上司试探着说：“看来，《归来》这案子不好办咧！”这位担任预审处长的老上司板着脸说：“怎么不好办？你不办，把案卷退给我们，我们交给浏阳县法院去办！”李海初一听，心想：那还不如放在自己手里“拖”下去保险哩！

“拖”到1977年8月8日，李海初认为根据形势的大变，某些人原来“内定”的要张扬的脑袋是不可能的了，可以把案子拿出来按法定手续公开研究研究了。8月10日，省法院刑事审判庭进行了研究；12月7日，刑事审判庭向法院党组作了汇报；第二年7月4日，省委政法领导小组也作了研究。这先后三个不同层次的研究，出现过如下一些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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