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结论与丁玲见面时，丁玲一方面对否定了“自首”的说法感到满意，另一方面对“有变节性错误”表示不能接受。同时她表示，1955年对她的批判，很多问题都不是事实，并说她对周扬有很多意见，接着她就写了个声明。

李之琏把她的声明交张际春签署后，和审查结论一起报送党中央审批。中宣部随之又组成一个以张际春为组长的审查小组，来处理丁玲、陈企霞的“反党小集团”问题。李之琏将这些调查材料以及丁玲、陈企霞等人历次所写的声明、申诉材料和丁玲给李之琏送交材料时附加的一封信，全都印发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机关党委委员、作协党组成员和专门小组成员作参考。

周扬对李之琏的这种做法大为恼火。有一次在陆定一家中谈话时，他当着陆定一和张际春的面质问李之琏：“你们把反党分子对人的诬蔑广为散发，这是什么意思?!”

后来丁玲又写了有关周扬的信和材料，李之琏只好放进文件柜，不再印发有关同志了。

但是不论周扬个人如何恼火，于1956年冬季才结束的对丁玲等人“反党”问题的调查核实活动，在中国作协内部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同时人们又全都看到，因为“托派嫌疑”而被公安机关“隔离审查”的陈企霞、李又然，都被无条件释放了；处理丁玲问题的专门小组，也由张际春做组长而不再以周扬为领导了。所有这类“反常”的现象促使人们纷纷发问：周扬在作协领导的种种斗争，是否还能站得住?

于是有些在1955年积极揭发批判丁玲的人，纷纷声明过去都是某某叫他们那么说的，都要求准许更正。再加上大量的调查核实，证明作协党组1955年9月给中央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报告中所列举的事实，绝大部分都属子虚乌有。比如：

原说中国文联党组决定丁玲为《文艺报》主编、陈企霞与萧殷为副主编，丁玲竟违反党的决定，把陈、萧也列为主编；事实是丁玲与周扬商量后，周扬同意才这样做的；

原说丁玲1953年在文学讲习所招待德国作家时，居然把她自己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高挂；事实是这个会场并非丁玲所布置，当她闻讯时立即批评了布置会场的人，并把自己的照片取了下来；

原说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谁也打不倒；事实是丁玲有一次与青年作家们谈话说：作为一个作家，首先要写出书来；如果一本书也写不出，还算什么作家呢?……

1956年12月，陆定一主持中宣部部务会议听取了这些落实情况的汇报，感到十分尴尬，当场埋怨周扬说：“当时一再说要落实、落实，结果是这样的!”至于今后如何处理，他也同意专门小组的意见说：“也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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