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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秋天，中央决定再为一批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帽子。经过青龙县农业部的评议，青龙县委建议摘去李之琏的“右派”帽子。“建议”报到地委、省委再转到中宣部，中宣部“卡”地亮了红灯：不准摘!

不久，青龙县农业部被撤销，县政府成立了农业局，李之琏被调到新建的农业局下面的农科所做副所长。可是这个农科所名为农业科研机构，却一无土地，二无房屋，只能在县城以外十里地的农村，向两家农民各借一间房，再请公社划出几亩地作试验田。全所老少还是总共四张嘴，都在农村“共产主义大食堂”吃饭，每天两顿粥，每顿二两粮，只饿得李之琏全身浮肿，大小便失禁。县委有人说，“这样拖下去很危险”，遂让他回北京治病。

恰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张仲瀚到北京办事，听说李之琏正在家养病，急于想见到他。

他们是老战友。“七·七”事变时，李之琏与一批地下党员奉党的指示，回河北老家发动乡亲武装抗战。这时，与北平地下组织失掉了联系的张仲瀚正担任河北民军第三支队司令，李之琏和另一名党员齐健秋奉蠡县县委指派，到张仲瀚支队去做政治工作。时间很短，李之琏调上级政治部工作，当张仲瀚要求解决失掉的组织关系，他俩就帮助并介绍张仲瀚暂且重新入了党，以利于他领导部队指挥作战。后来李之琏去了延安，一别就是二十多年，张仲瀚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李之琏却被打成了“右派”，这亦可谓“沧桑巨变”!

此时李之琏的家已不在沙滩中宣部宿舍，而被赶到了景山东街原北京大学的西斋，六口人只住两小间房，哪能接待阔别多年的远方来客!李之琏急忙跑到北京饭店去拜访张仲瀚。

两位老战友见了面，张仲瀚见李之琏语音低沉，面似灰土，非常感慨。他问：“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听了李之琏的诉说，张仲瀚说：“这样吧，你到我们兵团去，至少还能吃饱肚子。保住性命要紧啊!”

他介绍了兵团农业机械化的现状，又说：“我现在没法帮你改善政治状况，你如有志于农业，到我们那里去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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