呃，唐以前的刑罚，我没研究过，唐代的种种非法私刑，我们也暂时先不论，只说《永徽律疏》上规定的合法刑罚，最严重的十恶之首—“谋反”，处刑也不过是：正犯斩首，正犯的父亲和成年儿子绞死，“三族”之内的亲属受牵连没收财产或流放，仅此而已。

您说您脑子有点儿乱了？唉，我们来看个具体的案例吧，比如您手上这宗案卷，就可以是一桩涉刑很广泛的罪案。

这桩谋反案的揭破起因，是长安城万年县永宁坊里两个地痞打架，被路过的片儿警（武侯）逮到，扭送见官。

当然了，痞子打架这种小事，根本不会惊动您所在的刑部、大理寺等中央司法机关过问，甚至京兆尹（长安市市长）、万年县令（长安市万年区区长）很可能也懒得理，由万年县的“法曹参军”（负责司法事务的区长助理）王五审一下：两个人都只轻微见血，没大伤，但痞子张阿三打架时抄了板砖，杖六十；痞子李四奴是空手打的，没用凶器，笞四十，各人打一顿屁股完事。

张阿三一拐一拐回家，想到自己比李四奴多挨了二十板子，气恨难平，于是隔天又找到王参军告发：“李四奴那小子不是好人，几天前我见他夜里跟别人一起往他家搬财物来着，不是偷来的就是抢来的。”

既然有人告发，县里也不好不理，派些城管协勤（唐代管这些人叫“不良人”）去李四奴家搜查一下。其实谁也没当回事儿，就算在李家搜出了一些赃物，只要不值五匹绢的钱，那也不过是再把李四奴打一顿而已。

没料想，不良人回来了，一个个气色不正，口眼歪斜。王五见状笑问：“看来李四奴这小子还真偷了不少东西啊，比五匹绢还多？那就得徒一年了。他去做苦役倒也没啥，就是‘徒’以上的刑罚得县官甚至京兆尹来审理，还得送大理寺去判决，忒麻烦。李四奴这小子真该死。”

不良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有人闷声说：“嗯，他偷的东西比五匹绢值钱，值钱得多。”

王参军皱眉了，说：“不是吧，偷一尺绢杖六十，多偷一匹加杖十下……偷够五匹绢徒一年，偷十匹徒一年半，十五匹徒二年……偷够三十匹绢就要流放两千里，偷五十匹绢流三千里加两年苦役，这是盗窃罪的最高判刑了。李四奴他到底偷了多少东西啊？”

不良人说：“他偷了件龙袍。”

“……”

案件上报给万年县令，县令上报京兆尹，京兆尹上报大理寺。事关重大，大理寺又上报宰相奏明天子，指定刑部、御史台各派官员，会同大理寺官员进行“三司会审”。您穿越上身的这位刑部侍郎某，这才参与到案件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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