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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所坚持的一条要求是，欧洲国家不应通过对汇率的操纵来把援助的资金截留在各自国内，他们应当通过贸易来使这些资金流转起来。这意味着，法国和比利时（当时的比利时是一个工业强国，它还拥有比属刚果的丰富资源）不可以歧视他国，尤其是德国。荷兰经济的半边天一直由对德贸易来支撑，所以在美国人看来，德国经济的复苏就成了当务之急。于是，欧洲支付同盟[306]成立，用以促进欧洲的贸易，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促进世界贸易一样。1950年，为了维持工业出口的增长，鲁尔工业区开始囤积原材料，导致德国的新货币德国马克面临贬值压力。这时，欧洲支付同盟及时发挥作用，挽救了德国马克。奇怪的是，尽管美国人担心欧洲像美国那样结成一个大市场，可首先提出欧洲货币一体化概念的仍然是美国人。马歇尔计划的一位负责人提出，这种货币应该称为欧洲货币单元。随后，朝鲜战争爆发，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开始转投重整军备之用。不过在今天，“二战”后太平洋地区的很多金融组织都直接或间接地留存了下来。这些组织有成立于1947年旨在促进国际贸易的关贸总协定（GATT），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有成立于1951年旨在促进煤炭和钢铁联营的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特别是在1949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该组织使各国之间的合作达到了顶峰。不久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于1949年5月正式成立。

“二战”后的西德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德国人汲取了魏玛共和国的教训。魏玛共和国的宪法过于冗长，在比例代表制下没完没了地进行选举，最后竟然选出来一个希特勒。现在，新的基本法（实际上就是宪法）非常简短，而且切中肯綮，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保持了良好的平衡，同时也维护了民众的利益，比如保护家庭免受过度征税的危害。德国联邦银行力图阻止德国人第三次经历通货膨胀，他们有效地使储蓄和投资回归了良性循环的轨道。1955年，德国的出口早早地超过了英国。在英国，储蓄和投资的循环并没有理顺。此外，奥地利的经济发展也非常不错。战后的德国具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尽管成百上千万的难民曾经经历了不堪回首的恐怖经历，无辜的家庭被迫提着破旧的皮箱离开家园，但他们极少抱怨。来自苏台德地区的德语居民继续过他们的生活，努力获得改善。战后的德国领导人康拉德·阿登纳说，联邦德国最终对民主德国形成了一种磁铁效应，这没有问题，但这种效应所持续的时间之长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期。时过境迁后，德国人与波兰人、捷克人自然就达成了和解。当然，德国人也在文化和心理上付出了代价，失去了民族自信心，这很可能是长期遭受猛烈轰炸的结果。我用下面的话来附议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307]：人们不再唱《苏醒的德国》（Deutschland erwache）[308]，但是德国人已经被它唤醒。

战后的日本与德国非常相似。一开始，美国对日本的占领非常混乱，日本也像德国一样遭受了两年的贫穷。随后，如同在联邦德国发生的一样，管理上的回归和共产主义的胜利引发了一场反思。1949年，共产党打赢了中国的国内战争，失败的国民党部队在蒋介石的带领下撤到了中国台湾。这时，美国人制订了一个复兴日本经济的计划，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就像联邦德国所发生的一样。经济学家皮耶罗·斯拉法[309]在一生当中只做了两个投资决策。他在1945年买入了日本的债券，然后在1960年卖出，换成黄金，结果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

在战后的几十年当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复苏则是非常不同的另一番景象。苏联的复苏一方面得益于来自德国的劳工（莫斯科的很多大型建筑都是由德国战俘修建的）和赔偿物资，一方面也得益于苏联的大规模军备和一直存在的秘密警察（后来演变为克格勃）[310]。但是在农业产出方面，苏联直到1960年才超过沙皇统治时期。1949年，苏联宣布成功爆炸了原子弹，过了一年，朝鲜战争爆发，冷战有可能升级为热战。实际上，朝鲜战争刺激了国际市场对原材料和德国机器的需求，它也使西方的军事经济组织（北约是主要代表）更为稳固，并发挥积极作用。进入20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德国和日本分别成为了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国家。这一不同寻常的巨大变化迟早将对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造成影响。日本，韩国，甚至包括中国台湾（在1960年，韩国只能出口假发），连同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国都走上了自己的发展轨道。中国的成功促进了苏联的经济发展，但苏联不久后就解体了。这时，德国终于获得了统一。盟军取得胜利的46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97]　即魏玛共和国政府。

[298]　乔治–亨利·苏图（Georges-Henri Soutou，1943—　），历史学家，1943年出生于瑞士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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