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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一同迷失的，还有整个南<a href=https:///Tags_Nan/ target=_blank>唐朝</a>廷。

《资治通鉴》有言曰：“楚王好剑客，百姓多疮瘢；吴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这说的是上行下效之害。可惜李煜早生了些年头，无缘得见司马光对君主的劝谏。正因“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整个南唐朝廷被诗词和歌舞笼罩，文人无谋，武士无志，表面繁华至极，背后隐忧重重。

故而，小小南唐的旖旎宫廷，算不得是英雄冢。

在那些歌舞升平的年华里，李煜对皇位甘之如饴。他贪恋这个至高无上的位置能带来的诸多特权，并选择对帝王的责任置之不理。难怪史书评价他：“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

才子李煜掌舵南唐，或许是他的不幸。然与之相比，南唐子民却更加不幸。当他在大好晨光里逗弄佳人、拈花听鼓的时候，赵氏的兵卒已磨刀霍霍。

有人或许要为李煜辩解：不恤政事不上早朝，李煜并非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只要向前追溯二百年，便有唐玄宗有过之而无不及。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恨歌》，揭了这位帝王的短：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早已烂熟。李隆基与李煜这两位君王，同样“不早朝”，同样夜以继日沉溺于政务之外，同样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安史之乱起，六军不发，唐玄宗眼睁睁地看着宠妃“宛转娥眉马前死”，却“掩面救不得”，只落得“此恨绵绵无绝期”。爱情支离破碎，盛唐也随之一并成了说书人嘴里的往事。

帝国在玄宗手中由盛转衰，相较而言，李煜则失去的更多。当他手擎白幡向宋军投降时，不仅失去了“三千里山河”和深爱的女人，还有为君的尊严、为人的自由。

历史不止一次证明，不管是因为女人，还是因为其他和朝政不相关的兴趣，但凡荒废政务者，大多会被历史荒废，成为一卷汗青中灰暗的一笔。

后人说唐玄宗是被女人所误，其实，这位“开元盛世”的开创者，只不过是把自己从“应做”之事中解脱出来，放纵任性地投入到“想做”的事情里。他是被放纵吞噬的。

李煜则与他不同。享乐是人之天性，而奋发图强则需后天磨砺。李煜被极具文人气质的父亲教育长大，在他为一首词的韵脚紧锁眉头时，没有人教过他怎样去做好一个皇帝。他是被无知戕害的。

他懵懂无知地过着他理想的生活。这种红日升而不起，佳人舞而心醉的日子，被斥为奢靡无度，或许能够和杜甫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两相对照，成为极乐与地狱的范本。然而，很多人像明代文学家杨升庵一样，疾言厉色地“讥其忒富贵耶”，但论词章，又赞其豪华妍丽，甚至引为“绝唱”。

帝王的狂欢不是一日，也不是一夜，而是夜以继日；宫殿里的宴乐，不在一处，而在多处，甚至，整个宫廷都迷失在了箫鼓齐奏的歌舞升平里。词里前后呼应，帝王生活之放纵无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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